【连网】 (记者 张晨晨) 就着昏黄的灯光和不知名的外语歌曲，我让帅帅坐在高脚木椅上，怀抱吉他，做演奏状，以此摆拍一张照片。周围的几个朋友见状起哄道：“啥姿势最帅摆啥！”“起码唱两句啊！”他带着浅浅的笑意，捋了捋染得半白的头发，随手拿过舞台后的那把电吉他。
他轻轻拨弄了两下琴弦，嘴里嘟囔着不知名的词句，最后忽然蹦出一句：哎呀，摆拍真是不自在啊！
■ 小巷里的酒吧
帅帅的民谣酒吧在解放中路一处隐秘的巷子里，南边紧挨着高端繁华的商场，北边紧挨着柴米油盐的生活区，而酒吧所在的楼下则遍布着卖烧饼的摊点、修车子的小铺，吆喝声、叫骂声，嘈嘈切切的市井，满满透着烟火气———跟酒吧名字“托儿所”所传达的气质有些相悖。
傍晚六点半，我来到这里，可找了一圈也没找到酒吧所在地。实在找不着，就给他打电话。未及告知具体的地点，只听背后一句“哎，这呢！”循声望去，一个白头发模样的少年正站在窗口朝我挥手。“楼梯在下面，到二楼！”
上了楼，经过一处网吧，一个个面孔稚嫩的网游少年们聚精会神地“激战正酣”，七拐八拐再转了几圈，又来到一处空房子边，墙上贴着各式“牛皮癣”，俨然置身于破败的老旧小区，但还是没找到酒吧具体地点。刚想再打个电话，空房拐角处一扇门开了，“这呢！这地方太隐蔽了。不好意思。”帅帅笑着说。
进了门，还真是别有洞天啊！
一张张木质桌椅小巧精致，绿漆染过的砖墙透着欧罗巴风格，怀旧气息浓郁。民谣主题酒吧一般都是清吧，这里也不例外，除灯光相对柔和温暖以外与闹吧的纸醉金迷相比，这里的吧台、门厅、散台的设计也相对文艺精致，安静内敛，充满人文气息。最吸引人的，莫过于散台后方的那块“音乐天地”———爵士鼓、电吉他、镲片，静静安放在那里，浑然一个乐队“标配”。而帅帅的穿着也相得益彰———很随意休闲，搭配属典型的文青范儿，一件白T恤，一条灰色短裤，一双人字拖。
“我有啥好采的啊，我就是瞎混。”帅帅张口闭口总弥泛着一股子混不吝的劲头，有着大学生才有的那股子青春气，不时透着股摇滚范儿。
对于“摇滚青年”这个群体，在地下电影《北京杂种》中有着相对完整的阐释，他们自称“社会异己分子”，对理想、人生、社会都怀着一种“乌托邦式的执念”和反叛气质。在旁人看来，他们有些受荷尔蒙控制的非理性因子存在，但在帅帅的身上已不太明显，因为他已三十而立。
我看了看表，跟他碰上面的时候，已是晚七点，但那会儿酒吧里还没几个人———除两三老友外，竟没一个顾客，所以显得冷清。
我为什么想到采访他？
因为从一位朋友转发的朋友圈信息里，我得知他要将这个经营了一年多、颇具特色的酒吧给转手了，转手宣言里称：想休息休息，让自己的路以后能“走得更远”一些。
8月2号，酒吧转手前的谢幕演出，他邀请来了不少朋克、民谣乐队。“冷冻街主唱是我们本地人，英伦风格，还有劣质玩具乐队。”他说，他们之间经常“串场”，也因此，他的酒吧收获了一些名气，不少文青或民谣爱好者慕名而来。他卖门票分钱，基本不考虑收益。“我会跟乐手们说，演出费也就赚几百块钱，我亏个两三百，没事。而你们挣个四五百块，没劲。所以，钱都给你们。”因此慷慨，酒吧一直在亏损运营。
“无所谓啊，我对钱不敏感。”
■ 我没一点文化
“‘朋克民谣’是我自个儿发明的词。”帅帅颇有些敝帚自珍。
“朋克”是一种反叛性极强的摇滚乐，它未经唱片工业策划、包装过，由这群来自底层的青年，通过它，将对社会不满、对现实的抗议等价值观念粗暴、直白地宣泄出来。帅帅说，而民谣则是与其风格相悖，一般是温婉含蓄、絮絮叨叨的，如果说朋克是湍急的水流，横冲直撞，那民谣就是潺潺的小溪，化为绕指柔。
“我将两者杂合了，就成了中性的存在。”他说，这也是一种态度。
帅帅从来都觉得自己有态度，除了在别人夸他“帅”这个问题上，他不做辩驳。事实上，他的这艺名，也源于他的颜值。“2009年的时候，我应邀给一个乐队助唱，当时就在华联附近的广场吧。当时那个乐队唱的是英文歌，而我唱的都是中文歌，还是原创，比如《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瘦子》。”他说：挺意外，台下几千个人被我唱蒙了，一阵欢呼。当晚他就被拉到乐队群里，很多人问，下午演出的那是谁啊 ，这么燥？跟他交朋友啊！群里就喊“那个长得帅帅的快出来！帅帅快出来！”
这俩字一喊不打紧，就是五六年。
但那会儿他挺孤独的，因为此前他还经历了太多蹉跎起伏，在音乐路上。
“我初二就不上学了。所以，只算小学学历，没一点文化。”他很淡然地说。那会儿，15岁的他喜欢到中学门口的小摊子、音像店闲逛。“音像店里当时卖VCD，我就心血来潮，买了一盘碟片，但到家里反复播放都没图像，我很气愤，就去找老板‘算账’。对方说：这是CD，没有图像很正常。”
就是这次阴差阳错，影响了他的一生，“这个CD里，有窦唯、何勇、崔健，有爆浆、黑豹、唐朝乐队等。”他露出欣喜的表情：听完里面的歌，我完全被震撼了！这种演唱形式、歌曲风格，跟他以往听的完全不一样。“跟很多孩子一样，我小时候喜欢听流行歌曲，偶像是任贤齐，他的《心太软》、《伤心太平洋》等，我都能唱几句。但自从听了那盘摇滚CD后，我彻底被它迷住了。”他说，何勇的《垃圾场》给了他最初的启蒙，“我们生活的世界，就像一个垃圾场，人们就像虫子一样，在这里边你争我抢，吃的都是良心，拉的都是思想。”
每句歌词都像重拳一样击打着他年幼的心。
他觉得，自己要活出自己的态度，起码不能再“没心没肺”。
但那会儿，他的家庭却没给他提供足够施展音乐抱负的天地———父亲在他7岁时就跟母亲离婚了，他从此跟母亲相依为命。与此同时，他对学习的兴趣愈渐减少，他觉得自己不是读书的料。“初二没上完，我就索性退学，外出打工了。”他干过很多工种，这是他引以为豪的一点，因为这代表着沧桑和阅历。“电焊、塑钢门窗、组装工、服务员、保安……”他如数家珍，带着笑意。
他没丢失自己的音乐梦。“2003年，我在家具城当组装工，楼下的大华商店里，时常有艺术团的老师敲鼓。那会儿我就想学敲鼓。”他回忆道：我去跟师傅求教，是否收徒？师傅说：给400块钱包会。“包会”概念他不懂，就努力工作攒了一个月才攒到400块，接着学了一个月，“基础就摆在这了”。
这点打鼓的基础，对他而言，像是音乐路上的“导盲棍”，他慢慢摸索着前进。不久，机缘巧合，他参加了乐队。“我们家所在的西小区有几个同龄人，组了个乐队叫‘彩虹’。但当时已经因故走了一半，只剩两个人了，一个主唱大超，一个吉他手小强。”他清晰回忆起“出道”的经历：“我路过他们住处，看到他俩在自家的小储藏室里排练。我就循声走上去偷摸着看。谁知，大超竟然是我表哥同学。”当时，做音乐的冲动顶着他的脑门，他就自告奋勇，“我也想玩乐队，我学过打鼓，能让我加入吗？”
巧的是，乐队正好缺个鼓手，帅帅就这么愉快地加入了他们。
■ 莫欺少年穷
可想不到，乐队重组没多久就解散了，帅帅将之归因为“见光死”。
实际上，刚重组那会儿，他们仨在自己的音乐天地里“撒了欢地玩”，“他们俩还在上学，只有我在工作。”所以排练时间全在放学、下班后。这对于追寻自由的少年们而言，无疑是一段快乐时光，但日子却过得“跟狗一样”。
他们在火车站旁的小河边租了个破烂车库，用作排练房，但排练费、器材费、房租等对于三个毛孩子而言，无疑是一道巨大障碍。“买个镲片我都要攒上一个月的钱，那会儿家里人也不理解支持我们，全靠我们打工赚零用。以至于我们租的房子一年800块房租，也要三个人努力凑才能凑够。”
“谁没个蜕变的过程？”每每此时，帅帅总是拿《北京杂种》这部地下摇滚电影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片子他已经看过许多遍，那粗糙劣质的胶片影像，令有着“怀旧癖”的他着迷，而片子里的摇滚乐手、画家、艺术院校学生、混在北京的浪子，这群“由着性子活的社会异己分子”又是那么有范儿，即便他们为热爱的音乐奔波，没钱买乐器，到处被赶着搬家，甚至住到建筑工地上，但起码“活得有想法。”
但有时候，一厢情愿地自视甚高，又暴露了他们井底之蛙的特质。“一次，一个在网上认识的南京乐队邀请我们参加他们的交流会，前提是提供一张自己的音乐domo（小样）。我们兴致盎然地给他们寄去了小样，随后就赶到南京参加聚会。”他说。
这成了他们乐队解散的“导火线”。
“到了南京后，我们仨都被吓到了。首先是他们的器材，个个万元以上。再看我们，个个千元以下，连我的鼓都是花七百块买的二手的。”“乐器比人家低了不知多少个档次，更甭提音乐风格和质量了。”他唏嘘一声：在人家面前，我们就是井底之蛙啊，成了被嘲笑挖苦的对象。
好在，他们接触了很多全国各地赶来的乐队，一些先锋理念、创作欲求等，都被他们一股脑吸收了。他们的思维一下子打开了，原来外面的乐队是这样的。大超禁不起打击，返回连云港后随即宣布解散乐队，打算北漂，他和小强自然而然也分道扬镳了。“你知道吗，当时那个南京的乐队叫olddoll，现在是华东地区的老大了。”
他觉得造化弄人，老天有些“欺少年穷”。
“我们怎么就能轻易服输呢？”帅帅微信圈的配图是一个“草台班子”在表演的情景———一个乡村少年模样的表演者，在将一串类似爆竹的东西放在自己胸口，炸裂得到处是烟雾，他的表情看不甚清，约莫有些痛苦，整体充满了“胸口碎大石”的戏谑感和“乡村非主流”的草根气，签名叫“莫欺少年穷”。
当然，他有时也会强装一种腔调，以此掩盖自己的颓丧与失落。比如这两年，他一直想买条迷彩短裤，刚在一个店里看见一条吊牌579元，手很自觉地就松开了，短裤掉在了地上，服务员很不友好地朝他翻眼，气氛特别尴尬。“我这人小心眼要反击，就捡起来说了一句：便宜果然没好货，这质量也太差了。掉头就走，抓紧走。”
但他“不认穷”，乐队解散后的几年间，他借助打工的机会，背着把吉他“流浪”于全国各地，玩着他的朋克摇滚，期间他又组过几次乐队，甚至跟外籍歌手都有合作，但始终浑浑噩噩，漂如浮萍。他没放弃对音乐的追逐，反而在行吟的过程中，慢慢接触到了“民谣”这一新的音乐形式。“我好像找到了人生的一个支点。”
他喜欢古巴的一部纪录片《乐满哈瓦那》，看完后哭得稀里哗啦。导演关注了一群早被人遗忘及冷落的古巴艺人，而随着电影的热卖及专辑CD的出版，重新被人提起。世人仿佛自睡眠中苏醒，再次看见、听见古巴，了解了古巴音乐动人的魅力。“我总是将自己幻想成被遗忘的人，想起某一天，大家能够重新记起我。”
■ 一瞬间就会很悲伤
他回到家乡，想开个民谣酒吧。
酒吧是前年建的，而房子初始是朋友的，“那段时间，朋友想转让，我闲来没事，就借了10万块钱把这酒吧开起来了。”这间酒吧里，帘子、收音机、缝纫机等小物件，以前全没有，现在都是为了契合怀旧、民谣主题而出现，巴西朋友送他的冲浪板高挂在格子橱上，记录着他们曾经飞扬的友情。
“之所以起名托儿所，就是想把这块地方视作我的精神家园。因为现实总是那么残酷，我总不想过早面对。”帅帅十分推崇著名民谣歌者万晓利，对他的作品《走过来走过去》有着近乎膜拜的执念。“万晓利就像《皇帝的新装》里那个小孩，童言无忌，把我们装傻充愣不敢面对的现实直接袒露给我们。”他喜欢万晓利句句箴言般的歌词：“这个文明的社会里，你必须要有钱，可我下岗了”、“这个世界被我们糟蹋着，一片混乱，一片虚伪没有原则”、“生活虽富裕了，可精神却空虚了”。
这些简单的或说或唱，使他敏感的心旌总是荡漾起绵绵忧伤。所以，他尽力活得像万晓利———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坐着，一扇窗一杯啤酒，足矣。不需要形而上形而下，只需要一把琴，轻轻地哼起那些被遗忘于角落的尘埃。“但必须承认，生活教会了我们伪装，变得世俗、庸俗、媚俗，与这个世界、社会、这个楼下的生活无缝衔接。”
曾经，他跟外籍乐手日本人组了乐队，变成主唱。“日本人是贝斯，一个叫毛妹的唱歌打鼓。”但有一天，毛妹突然不想玩了，想挣更多的钱，他很伤感。后来，小强也渐渐走上了靠唱“口水歌”赚钱的道路。他很失望。“听音乐和做音乐是两种完全不搭的类型。”他说，“听音乐你可以选择随机键，摇滚、民谣、小调等，随便听。做音乐却要比它强一万倍，如果是我喜欢的，我必须做，我们风格必须一致，几个人同时喜欢某种风格，才能做得起来，否则就容易出岔子。”
他说，小强去商场驻场卖唱赚钱，最后以此为主业，跟他的音乐理念背道而驰。“我追求纯音乐理念，天然地带着某种思考性、批判性，我们只是和南广场里跑步的大爷大妈一样，只是因为喜欢，单纯地喜欢，不想掺杂一丝功利。”
他与小强彻底分道扬镳，也因此，从来没有将自己的酒吧视作盈利场所，反而会贴钱邀请全国各地的民谣歌手前来表演，甚至还有知名歌手，包括赵牧阳、茉莉僧、花粥、马頔等一水的民谣届“精英”，并从他们身上获知某种独属于民谣歌手的气质和品行。“歌手花粥受邀来我们这儿，夜里一点才到，我问他吃什么？他说有什么吃什么。有饺子。行，就吃饺子。”他很随和，没架子。“我个人比较喜欢马頔，就是爆红歌曲《南山南》的原作者，我们是好哥们。他来港城之后，我带他吃的凉面，我们深聊了一些。”
“马頔很低调，不像有的人出了名之后，就跟中了500万一样，开始不屑于跟你交流。但他很随性，还尊你为兄长。”马頔说，“帅帅哥，我怎么红的，我自己都不知道，你别跟外面学坏了，简单就行。”当然，帅帅也幻想自己有一天能红，“不幻想就太虚伪了。”但他与马頔有着同样的理念———不喜欢将民谣变得太娱乐化。马頔曾评价现在的选秀节目“不能免俗”，“即便它对民谣的推动很大，但是太娱乐化的东西，我不喜欢。”
帅帅写励志的东西比较多，“我写得最好的是给父亲的《醒醒吧，父亲》，打过榜。”单亲家庭的孩子，天然有着家庭创伤，但他敢于直面，并从心底爱着自己的父亲。“小时候，我爸爸特不着调，吃喝嫖赌。虽然没管过我，但是，我仍希望他过得好，于是写下这首歌，在每年的父亲节放给自己听。”
“真正的好歌可以三分钟一挥而就，那是情感的喷发。写给我父亲的那首歌，从作词、创曲、编曲就花了五分钟。”此后，他小姑偶然听过，并打电话给他安慰，他哭得很凶。而最近，一个朋友谈了6年的女朋友分手了，次日早上另一个朋友发短信给他说离婚了。他心情压抑，想写首歌祭奠一下，“写了一半歌词，我交了11年的女朋友也跟我提出分手，因为，你懂的。”他面无表情，“这首歌当晚一次成形，叫《各自安好》。”
有某一时刻，他觉得自己瞬间长大了，生活的枷锁已经不容他再以“青春、理想”的名义去挥霍或索取，虽然他早已而立。他想到了传记电影《寻找小糖人》里的罗德里格斯，“上世纪70年代，还是拆迁工人的他，在发行了两张反响一般的专辑后，便在流行乐坛销声匿迹，但千里之外的南非，他的歌却影响了一代人。”
他再次捋了捋自己的头发，带着混不吝的语调，调笑着说，酒吧转手后，他或许也会销声匿迹，但是，“我总是天真地幻想自己的歌曲能在某个隐秘的地点、人群里传播开来，只是我不知道而已。那时候，我可能还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干着拆迁工人的苦差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