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网】 （记者 史卫平）今年春天，48岁的高立德一直在忙着装修自己的房子。
他的父亲高振富，曾是一名参加过抗战的老兵。从上世纪80年代起，高振富一家住进位于海州南小区83号楼的房子。在周围居民的印象里，那是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老人，须发皆白，十几条皱纹将额头占领。
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但对高振富而言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在去年10月，他以96岁的高龄去世。
“因为住的是底楼，潮气比较大。父亲去世后，我便将房子重新装修一下。”高立德说。
高振富原先住的是东边的一个房间，房内的东西因为装修都搬走了，但高立德每天站在这里的时候，“似乎仍能感觉到父亲的存在”。
“枪声会把你自动卷入战争”
在高振富的档案里，1945年抗战胜利时，他带着一身的伤痛从部队回到了家乡。
“抗日战士的名声，父亲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爱惜它。”高立德说，“父亲19岁时和他的大哥一起到国民党税警总团吃粮（当兵），驻地就在当时的海州北门里。当兵没几个月，就去上海打仗。刚到上海时，守吴淞口一座小河上的桥。”
打开了通往记忆的那扇门，思绪便如泉水般涌出。窗外，夜色侵占了天空，橘黄的灯光引来了一些小飞虫，风从敞开的窗户吹进来。“父亲生前很喜欢站在窗前吹吹风，他的眼睛在上海战场上被日军的毒气熏过。”
“父亲告诉我，日本人飞机多，炸弹炸得很厉害。日军还频繁使用催泪瓦斯和毒气弹，催泪瓦斯打过来，眼泪直流，日军就乘机攻上来。怎么办？就拼刺刀。”
那是1937年的秋天。上海，一座战火纷飞的城池。发生于当年8月13日的淞沪抗战（也称淞沪会战）已经进入到第二个阶段，9月底至10月初，税警总团从海州驰援淞沪战场。
“父亲生前回忆说，战斗开始前等待的时间里，确实有些吓人。气氛紧张得不行，看着呼啸而来的炮弹，落在身边炸响，巴掌大的泥巴溅到脸上，就感觉一切都完了。但只要我们的枪声一响，什么也由不得你去想，枪声会把你自动卷入战争。”高立德说。
仗打得很激烈，人死得也多。“有一个排，排长姓庞，阵亡了，就让我父亲当代理排长。税警总团编制相当大，每个班有士兵14人，每班配备轻机枪一挺，六个班为一个排，三个排为一个连，每个连的士兵共计252人，再加上连部的人员，相当于甲级正规军两个连。父亲当代理排长时，那个排除去阵亡的，一共还有57人。”
淞沪抗战自1937年8月打到11月，最终以中国军队全面撤退而告终。在那场战争中，税警总团将士浴血奋战，奋勇杀敌，遭受严重伤亡，同时也给日本侵略军造成巨大杀伤。“父亲说，那一仗下来，那些兄弟有近半再也没有见到过。”
当年的11月8日晚，高振富所在的部队开始由上海徐家汇向昆山撤退，“天下着小雨，他们从竹园里走，免得被日本飞机轰炸。”又由昆山撤至无锡布防，掩护由上海后撤的部队通过无锡，然后又由镇江过江撤至六合、滁县。12月南京失守后，部队经定远、寿县、凤台、阜阳、临泉、汝南到平汉路上的确山，后被运至陕西宝鸡整训。
抗战胜利便复员回乡
“住在这里的许多居民都知道，父亲头顶的皮肤看上去有些特别。”高立德说，“那是他在安徽打青阳时，和鬼子拼刺刀，被削去一层皮，脑后也有一块类似的伤疤。”
1939年南昌会战时，高振富在担架队当连长，带着四五十个人抬伤员。在南昌城外西北方向的一座桥上，日军打过来，他让手下抬着伤员都过了桥，自己却落在后面。
“父亲当时跑进一个木工厂躲起来，听到有日本人的喊声。当时他想，这下可能完了。”高立德说，“等听不到声音后，他继续往木工厂的后面走，后面是一个瓜园。在看瓜园的老乡的帮助下，他穿着老乡的衣服，和老乡一起挑着东西，装作哑巴，才混过桥去。”
高振富的部队后来被改编为国民党第40师，归第三战区指挥，调往安徽、浙江一带，和新四军接触比较多。打青阳时，他曾到茅岭找新四军借了40副担架。24岁那年，他被选送到陆军大学短训不到一年。
抗战结束前，日军进攻江西抚州，他负了重伤，腿被打断，住进了位于安徽修宁县的部队医院。直到日本投降后，才伤愈出院。
“抗战胜利后，部队规定愿意回家的就可以回家。当时父亲是上尉，每月军饷60多块钱，离开部队回家另发三个月的‘恩饷’。”高立德说，在家乡的祖母接到父亲写的信后，专程到修宁接父亲回家。
“一同回去的，还有两个人。一个是我的母亲，她是安徽修宁人，父亲在养伤期间认识的；还有一个，是随部队驻在安徽屯溪（今属黄山市）的我大伯高振荣。”
“能承认他们，就行了”
高立德有三个姐姐、两个哥哥，他是“老小”，“我和父亲一直在一起生活，母亲去世之后也是如此。”他说，“关于他以前抗战时的经历，听得也最多。”
“父亲去世时96岁，在那之前他身体还算健康。天气不冷也不热的时候，他会去家附近的小公园转转。在家的时候，常一个人坐在床上玩纸牌。”高立德说，“战争带来的腿伤令他每到阴天就感到隐隐的酸痛，除此之外，父亲的身体没什么其他毛病。”
在10年前，高振富甚至能回忆起每场战斗确切的时间和地点。偶尔，他在外面也会慢慢地跟人讲起以前的战事，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对着一个面容枯瘦、颧骨深陷的老人，倾听那些与现在生活无关的故事。
离开部队后，高振富在家做些小生意，还买了织布机织布卖。全国解放后，他先是参加联营社、合作社，后来再到棉织厂，1981年退休后，还和老伴在家门口的小菜场卖豆芽。
“不光是我们家人，周边的邻居都曾乐观地认为，他活到100岁应该没问题。”高立德说。
但这个美好的愿望，在2014年10月停止。“当时下了不少天雨，父亲一直没有机会出去走走，也许是他多年的生活规律被打乱，此外，也许是他确实老了。他走的时候，根本就没什么大病。”
转眼间，父亲离开已过了半年，高立德常用特有的沉思和神伤擦拭记忆。他坐在长椅上，视线掠过一片开阔的草地，盛开的野花点缀其间，散发着淡淡的香味。谈起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高立德表现得很欣慰，“对像我父亲这样参加过抗战的国民党老兵，国家能想起他们、能承认他们，就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