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着先烈血迹前进
1942年，抗日烈士纪念塔落成典礼现场
参与修建纪念塔的当地民工合影
———抗日山“抗日烈士纪念塔”建造追忆
策划：徐勤飞 金同启 郝忠军 撰写：张晨晨
【连网】 苏北有个地方叫赣榆，赣榆有座抗日山，抗日山上有座烈士陵园。“土为肌肤，石为骨骼，兀兀磔磔，横无际涯。仿佛县邑东侧的黄海耸起的排天巨浪，被历史凝固在天地之间。”
目前，陵园内有1634座烈士墓、安葬着1800多位烈士，塔碑上铭刻着3576位烈士英名。肖华说：“这每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名字，都充溢着一股凛然的正气，包含着一个英勇悲壮的故事，都滚着硝烟，裹着烈火，都是歌，是诗。”
■ 符竹庭提议修建纪念塔
抗日山原名马鞍山，位于赣榆西部夹谷山南，自八路军115师教导二旅在山上建立了抗日烈士纪念塔后，这座小山就由此而获盛名。记者日前前往了这座山，群山环抱，东临大海，郁郁葱葱。据当地人士介绍，烈士陵园背靠夹谷山，面对石梁河水库，“依山靠水，对烈士们来说，是安身的理想之地。”
史料记载，纪念塔自1941年7月7日开工，1942年7月7日落成。之后，直到抗战胜利，山上还陆续建造了好几个纪念塔。据我市文史专家葛华讲：为了让在滨海军区牺牲的烈士们有个安息之地，让后人知晓他们的丰功伟绩，符竹庭报请山东分局修建抗日烈士纪念塔，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予以批准。1941年，时任教导二旅政委的符竹庭，亲自为抗日烈士纪念塔踏勘选址，跑遍了赣榆、莒南、临沭3县边界山区的各个山头，最后选中了赣榆第四区谷阳乡的马鞍山。“符政委曾参加过江西瑞金烈士纪念塔的修建，那次参与，给了他很大启发和借鉴。”葛华讲道。
而具体操作这事的，有两位，叫做柴川若和刘宗璞。“1941年，山东省滨海军区抗日烈士纪念塔工程处成立，负责人是宣传股长柴川若、胡邦凯。”葛华介绍。“那会，柴川若几乎天天在山上。”而时任赣榆县谷阳区抗日民主政府三清乡乡长的董玉宝，在其1986年撰写的《赣榆杂忆》中，也对柴川若有所提及，“1941年春，115师后勤处的柴川若来到三清乡，找我商讨要在马鞍山建立抗日烈士纪念塔的事宜，叫我动员老石匠、老艺人出来帮助兴建。”
最终，记者辗转联系到了柴川若的儿子柴大勇，目前他正在美国波士顿探亲，经过微信联系，他为笔者讲述了父亲生前与抗日山的渊源，并提供了三幅照片。“我父亲那会还是教导二旅的干事，受符竹庭首长所托，筹备建设纪念塔。”他在微信语音里说道，父亲后来历任山东滨海一军分区政治部宣传科科长、中国人民志愿军突破三八线先遣支队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9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中共北京市委工业交通政治部主任等职，直到2004年逝世。
话说回来，记者在1946年解放军滨海军区政治部编撰的《滨海八年》里，找到一篇署名川若的文章，名为《马鞍山被改变着》，经记者跟柴大勇核实，为他父亲的文章。“1941年春，青口战斗打响———特别是18勇士对人们的鼓舞，使得各方面对建立115师教导二旅抗日烈士纪念塔的意见臻于成熟。”这是柴川若在开篇提及的建设纪念塔的动机。
■ 一边战斗，一边建塔
“纪念塔建成的时候，相当热闹，各处挂标语，还有剧团演出，四里八乡的人很多，就跟赶大集一样。”时任赣榆徐山区区委书记蔺雪峰在91岁高龄时，接受本报另外一名记者的采访中如此回忆。有意思的是，当时“抗日烈士纪念塔”几个字，还是时任山纵二旅四团团长的武中奇，用茴麻在石头上写的，他后来成了我国著名书法家。“山东分局党校校长肖华找到我。但当时没这么大的笔，就用茴麻在石头上写了出来，没想到他们很满意。”武中奇在之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回忆道。
而在1982年，我市的文史专家盛志良曾采访过另一位老人刘宗璞。据盛志良掌握的资料，刘宗璞是1943年8月去的，做柴川若的副手，柴川若调走后就由他负责，直到1945年鬼子投降。值得一提的是，从1941年开始建设，中间的技术负责人都是大杨、小杨兄弟，大杨叫杨立祥，小杨叫杨林祥。“小杨是党员，大杨技术上很有才干，工程设计、施工、美术、铸造等都在行，连符竹庭的铜像都是他们设计、雕塑的。”
据抗日山烈士陵园宣教科科长贺龙广介绍，两位“杨工程师”的到来，还跟罗荣桓有关。“之前罗荣桓在青岛大学上学，在当地结识了他们。”这之后，受当地抗战军民精神感染，他们留在这里，直到纪念塔建好为止，在1942年，刘少奇来山东视察，还接见了老哥俩。有趣的是，大杨从小生长在北平，是个在天桥摆小摊的手艺人。他心灵手巧，在建造陵园时，发明了很多土方法建造纪念塔，成为解放区有名的“土工程师”。
话说回来，当年竖立的烈士纪念塔塔高八尺；但竖这么高，怎能立得起来？在《赣榆杂忆》中，董玉宝就提到这个疑问：柴川若说，塔身准备用多块方形石垛起，不是一整块石头。我说：那样高能抬得上去？他说：准备两种方法，一种是通过关系借吊车，一块块吊上去；另一种是堆土法，过去大地主建坊也是用堆土法，堆土埋一层砌一层，待完工后，把堆土全部扒掉即可。
他听过后，觉得柴川若真有办法，也受教育不少。
据记载，当时的建塔工程处设在刘沿村东，施工紧张住工地，常驻部队约一个排。共有100多名劳动力。施工时间大约为三四月份筹备，五六月份突击施工，七月份后正常施工。而在这期间，他们还要担着被敌人袭击丧命的风险。
据曾参加了纪念塔修建的刘沿庄已故老人杨绪生回忆：“八路军和我们一起干活。敌人来袭，他们先掩护我们撤退；敌人一走，我们接着干。那时欢墩一带有很多敌人的据点。”他记得有一次，敌人重兵偷袭，一个排的战士掩护民工且战且退。此后，在修建符竹庭墓地时，敌人在抗日山山门附近的土丘上架起重机枪，向山顶的战士塑像和符竹庭的铜像扫射，符竹庭的铜像被击中23枪。
“我们气炸了，抚着符政委的铜像我流泪了。”
所幸，后来八路军又重铸了铜像。
■ “这比战斗任务还要紧啊”
和任何工作一样，如果没有共产党领导，和广大群众的帮助，事情是难以想象的。部队政治机关对建塔工作给予了极大关照，尤其符政委的决心和毅力，给了每个工作者以无限力量，使他们没有害怕任何困难。
柴川若在文章里提及：建塔委员会在赣榆县县长的领导下，协助运输了约二百吨石头，徐家莪、徐佳渠、徐聘之、徐勤之、徐海珊、孟宪盛等人出力最大。王大昭、王建安、王漾东等人捐砖瓦万余块。仲曙楼慨捐洋灰两大桶，这些都是有力的帮助。
在修山工作中，海赣独立营谢政委乔参谋长以下，每人平均移动约万斤的重量，尤其四中队在连长柴松林、政治指导员李子溪领导下，速度超过普通速度一倍。他们为了节省衣服鞋子，光膀子赤脚上阵，使当地民众为之咋舌。整个独立营搬运石块没有用工具，他们发明了一种“传递法”和“驮石法”，使观者叫他们“驮山虎”。
旅直属队集中全力曾于一夜中平掉一个山顶子。工兵连为小沙东海战烈士建冢，大约250万斤泥土，他们五十个人10天完成，平均每人移动重量达五万斤。旅轮训队在大雨滂沱中修马路，袁光泉队长说：这比战斗任务还要紧啊！
而谷阳区四个乡曾利用冬暇时间，不避冰天雪地为纪念塔磨碑。值得一提的是，在柴大勇提供的照片里，有一幅民工照片，背后有柴川若题写的注释：劳动工作使得人特别老迈，但心思是年轻的。这也从侧面反映了这些民工的激情。“伴随着先烈的牺牲，是我们无数次的大小胜利鼓舞着我们。整个工作人员中，除二人有健全的体格外，90%以上为老病伤残，但他们不悲观，相反的都很积极。”
炊事员钟风顺，全家只有父子二人，抗战开始同时参军，其子早已牺牲，老钟当年已50岁，还很愉快地工作着。看守班长萧长寿，11岁就当兵，当年45岁毫不灰心，入夏以来也没睡过午觉，后来右腿关节肿了一块，仍坚持工作。
石工的进步是显著的，一开始，他们受谣言迷惑，曾发生过逃避的现象，但当天，他们甘愿放下每天35元的活不干，先以突击姿态建塔工作。他们说：“八路军为咱们老百姓能流血，难道咱为八路军不能流汗吗？”
刘宗璞在后来他的回忆录里也禁不住直呼：我们的革命干劲可大哩！
■ 执旗的战士雕像从何而来？
刺刀、炮筒、手榴弹、子弹，这些纪念建筑的形状很特殊，承载着闪烁寒光的记忆，又透露出抗战时期独特的战争美学。它们静静地讲述着一段中国人永远无法忘却的记忆。而值得一提的是，现在的纪念塔上有一个战士的雕塑，手执红旗，甚是威武。但在1943年之前，是没有的。
记者发现，在柴大勇提供的两幅1942年拍摄的现场照片中，很明显能看到当时的纪念塔上还没有战士执旗的雕像，而蔺雪峰之前在接受采访时，也提出了这一细节：115师政治部新闻干事白刃，在1944年拍摄的陵园照片中，有一位八路军战士一手握枪，一手擎起国民革命军青天白日旗。这是与战地记者郝世保1942年拍摄的照片唯一不同的地方。
而对于这点不同，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副会长、黎玉之子黎小弟也迫切想了解照片背后的故事。后来，他找到很多父亲的老战友。“一开始建成的时候确实没有塑像，后来感觉到需要树立一个更光辉的八路军战士形象，就在上面竖了，但由于技术条件和各方面条件，竖过多次，总是倒，然后又竖过几次。”
“的确如此。”葛华介绍，在艰苦的抗战岁月里，最初的八路军战士形象是以参加过解放赣榆城的英雄郝凤双为原型，用石膏做成的，但经不起风吹日晒。1964年，赣榆县农业机械厂又以华东战斗英雄、该厂支部书记张志俭为模特造型，以钢铁铸造出了八路军战士新形象。
徐敬立是原赣榆县农业机械厂铸工车间工人，曾参与过战士雕像的铸造，生前他曾为记者佐证了这个事实：在1963年7、8月份，县里交代了一个政治任务，为抗日山造英雄像。“模型工开始造型，花了两个多月时间才造出来。紧接着在1964年初，就完工了。就是五个身体部分合成一体，把英雄像就竖起来了。”
所以，现在纪念塔上的雕塑是1963年之后才有的。
■ 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请把我埋在抗日山上
1942年8月2日这一天，当天上的繁星还闪烁着光芒，皎月尚悬挂中天的时候，大大小小的队伍就开始向矗立着抗日烈士纪念塔的山冈上移动了，他们懂得应该怎样纪念烈士们和怎样表示自己的崇高的敬意。
这一场景被照片完美捕捉———柴大勇提供的其中一幅照片显示，纪念塔上的民国青天白日旗随着猎猎西风肆意翻飞，而纪念塔下则是人头攒动的战士们。他们敬畏的这些烈士，是那样年轻，犹如嫩竹新发，蓓蕾初放，他们理应看到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然而，为了这一天的早日到来，他们却安详地阖上了眼睛。
■ “一语成谶”的符竹庭
抗日烈士纪念塔的修建跟符竹庭有着莫大的联系，可以说没有他的倡议，就不会有今天巍峨壮丽的抗日山。但在那时候，他却一语成懴，自己也葬身于此。
现存的符竹庭的照片上，是一位体态健壮、神采飞扬的军人。他两只明亮的眼睛，放射着温柔而敏锐的光；清秀和善的脸庞上，显示着坚强的意志和不可动摇的毅力。时任八路军115师教导二旅政治委员、中共滨海地区党委书记的他，没能看到日寇被打退、光荣胜利的那一刻———1943年11月26日，符竹庭在赣榆马旦头同日寇的决战中，身负重伤，最终因抢救无效，光荣牺牲，时年31岁。
而在此前一年的一次讲话中，他也不幸一语成懴———1942年底，符竹庭在国际友人希伯纪念塔落成典礼上，语重心长地说：希伯同志反对法西斯侵略，献出了宝贵生命，如今埋葬在巍峨的马鞍山，假如有一天，我为革命牺牲了，请同志们记住，也把我安葬在这里。没想到，他真的牺牲在此地。于是，滨海人民依照他的嘱托，在这座抗日山上，建立了精致的、庄重的六角型墓亭，后来，《纪念符竹庭》的歌里唱到：啊，英灵千古，浩气长存。
■ 历历在目的“马革裹尸”
“队伍从松枝的大门，从横额的下面前进着。无尽头的队伍啊，从山脚下一直通到山顶；山坡上已是密密层层，山的下面还在不断地向前进。”这是《大众日报》记录下的纪念塔落成典礼现场的祭奠情景。
1941年冬，“海陵反蚕食”战役，四团九连一个班虽然全部壮烈牺牲，但终于坚守了阵地，人民把他们的遗体埋葬在纪念塔前。值得一提的是，柴大勇还讲到一个花絮：牺牲的战士们都是贫苦孩子，没名没姓，不是叫狗蛋，就是叫毛蛋，后来给他们登记名字的时候，都取了像样的名字，比如叫抗日、胜利、杀敌、建国等。
后来，即将建成时，教导二旅政治部在文件箱中又找到了1本烈士花名册，为使烈士英名不被湮灭，决定利用纪念塔所余石料，兴建续塔和纪念堂。
1943年春，小沙东海战烈士灵柩也运到马鞍山前，从此这个孤僻的小山，便形成了一个朴素的烈士公墓，彭雄、田守尧等烈士就此长眠此地。滨海军区成立，政治部收集了六年抗战烈士的英名，利用第一次工程所余石料，建立了一个榴弹型的小纪念碑，于抗战六周年结束工作。
刘宗璞写于20世纪70年代的日记，专门有一章节回忆“建烈士塔的日子里”，“牺牲的战士在战场上只要运得下来的，大多都埋在山上，在烈士塔未建前牺牲的，主要是在碑上刻上烈士的名字供人们瞻仰纪念，建塔后送上掩埋的烈士是一个墓前一个碑。有几次战斗激烈，做碑来不及，就两三个合葬在了一起，碑上按左右刻上烈士名字。”
值得一提的是，包括符竹庭墓、希伯纪念碑等，这四次兴工未有成套的计划，而是纯粹临时性的，工程设计完全是用现实现地实有材料，并没有建立伟大建筑的奢望。
■ 纪念塔上的“活烈士”
在抗日山，导游为记者特意指了指两个名字，一个叫李金锋，一个叫王继贵，“这是两位活烈士，当时以为死了，后来发现并没有死。”经了解，如今两位“活烈士”都已不在世，但从文史专家的口中，记者对他们了解了一二。
1943年，李金锋在115师教导二旅5团担任青年干事，在攻打枣庄西北巷头崮日寇据点的战斗中，来到前沿主攻连，做宣传鼓动工作。但战斗过于激烈；最终，他的左腿被敌人打穿两个洞，血涌如柱，昏死过去，后来战友们在打扫战场时，没有寻到他的踪迹，以为壮烈殉国，遂为他在纪念碑上刻下了名字。
“其实，当时他并没有死，而是被兄弟部队紧急送往了后方医院疗养，与团队长期失联，半年后等他回来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烈士’。”导游介绍道。
而另一位叫做王继贵的老人，也有着类似经历，他是赣榆夹山乡王洪爽村人，参军到23团2连，在1945年5月一次安东卫战斗中，他被鬼子击中左肩窝，倒在血泊中，后被山区百姓抬回家中藏在地窖进行疗养，三个多月后，伤势转好，回到部队，却得知他们因找寻未果，为他开过追悼会，并作为烈士上报了名单.....
1942年8月2日，在纪念塔落成典礼上，115师代师长陈光说：英勇牺牲的烈士们，你们的鲜血不是白流的，你们的死是有代价的，你们的英名将永远铭记在人民的心坎里。而黎玉副政委说：他们能不怕牺牲完成战斗任务，这是人类最崇高的道德、气魄。我们今天追悼他们，应该继承这种人格和美德……
大众的情绪由沉痛转而激昂了，振臂呼出了心声：
“抗日烈士精神不死！”
“踏着烈士们的鲜血前进！”
五千多人举行完祭礼，这支军民大军源源地开赴山下。而在柴大勇提供的照片中，这一壮阔的画面被完美定格，成了历史永恒，璀璨如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