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网】 （记者 张晨晨 ） 一把木吉他，一串五线谱，一副黑框眼镜，这是大家心中文艺青年的“标配”，而这个标配在这些年又有了新的归属：民谣歌者、行吟诗人———作为从主流音乐创作走向群体分化的典型代表，“城市民谣”以其对都市年轻群体生活状态的细腻而独立的表达，在当下得到了独特而迅速的发展。
这个群体的民谣音乐人和音乐，是和当下都市人群的思想年轻化、生活状况相契合的，他们跳脱了流行音乐的大众迎合度，在踽踽独行的道路上，衍生出了自己独有的人文特色；而港城也走出了这么一群民谣歌者，记者日前就聆听到了他们心中的“诗意而忧伤的生活”。
唱校园民谣那波人毕业了
“如果这个世界已经被钢筋混凝土占领，如果他们也在铁皮箱子里回忆童年，如果霓虹灯照亮了人们脸上惨淡的笑。那么我们宁愿在世界的外面，歌唱这片土地上的每一米真实。”这段话来自一个叫作“一三”的民谣组合，而这对组合的两个成员，均来自淮工。
“‘一三’其实是个字谜，谜底是王，因为我俩都姓王。”24岁的王明明大学学的是机械，2014年毕业后，在上海干了一年的化妆品生意，觉得不顺心，于是辞职，来到宁波，跟大学挚友王朕做起了民谣创作。“我们是大学同学，认识之前都有弹吉他和录歌的爱好，大二时候就开始一起创作，志同道合，就这样踏上了这条‘不归路’。”
城市民谣应该是纯净的，王明明说，“那波在学校抱着吉他弹唱的，毕了业，进了社会，城市民谣就来了。”王明明说，在他心目中，周云蓬、万晓利、李志、赵雷等，都是大神级人物。“嘈杂的都市生活与自然淳朴的乡土气息交织在一起，这是城市民谣特有的质地。”他说，“这些民谣里没有丝毫商业的气息。这种独立而自然的创作方式，让音乐充满了浓浓的乡愁和恣肆的力量，这是人们心中最真的情感。”他说。
王明明和王振会时不时地将自己创造的诗歌贴在微博或微信上，这些诗歌也恰似民谣，有关零碎的记忆、生活的感知、理想的负累，充满着漂泊感和疏离感。“无论是《白衣飘飘的年代》、《同桌的你》等纯净校园风，还是时下周云蓬的《中国孩子》、朴树的《平凡之路》这般充满思考和批判的，不同的年代，总有称职的个体被选中来完成这样的接力。”他说，“大家毕业了，但生活还要继续，民谣还要继续。”
民谣不是口水歌
王明明的好友兼前辈是刘帅帅，目前正在港城从事着城市民谣的创作推广工作———开设专门的民谣主题酒吧。1985年出生的他，一副典型文艺青年的打扮，丝毫看不出已经三十露头。“民谣，不同于那些流水线生产的口水歌，仅仅是迎合大众消遣娱乐的产物；它是创作者在小作坊式的环境下，将自己的快乐、愤怒、苦难、理想等，借着音符和旋律释放出来，因而更具主体性、独属性。”
刘帅帅说自己不是“文化人”，因为初中没上完就去闯荡社会了，“所以，我是小学毕业生”。他喜欢音乐，称自己是“野路子出身”———十几岁就和朋友组建了乐队，玩起朋克摇滚。那时候，崔健、窦唯、唐朝乐队是他的偶像，《北京杂种》是他的精神寄托。“我们几个都不是科班出身，有做保安的、有上学的，但我们那会有冲动的青春、执着的精神，以及音乐赋予的纯真心境。”而值得一提的是，他曾经为了追求音乐梦想，孤身在全国各地“流浪”，期间，他做过保安、服务员、电焊工、门窗安装工；但始终没有停下歌曲创作的步伐；因此还一度受到《南方周末》的关注。
后来，他渐渐转型城市民谣，就在于那些旋律能让他蒙尘的心境有个“避风港”，他喜欢将自己的酒吧布置得怀旧味十足，“我是个特别恋旧的人，喜欢80年代的风格，尤其对童年很怀念。”于是，他通过这片“自留地”及略带忧伤与哀愁的纯净旋律，找到了一块精神净土。但如今，他看不惯以往一些朋友的“转型”：“我们有的乐手淹没在了世俗生活里，比如为了赚钱，什么场子都接，甚至去迎合大众翻唱那些口水歌。”他说，在“口水歌”横行的年代里，我们应该坚持创作高品质的民谣作品，“因为这些都是‘走心’的，弥足珍贵的”。
富庶之地从来文艺
著名作家冯唐说过，富庶之地从来文艺，这句话说得并无不妥，相反的，欠发达地区就文艺不起来了。“乐队成立初期，我们到南京演出，但到了地方，我们才觉得自己就是井底之蛙。当时是跟著名的朋克摇滚乐队Olddoll合作的，但无论是器材设备，还是音乐理念，跟人家比，实在是土掉渣，不入流啊。”刘帅帅说。
那时候，他们受了刺激，乐队因此解散，而主唱也立刻决定北上发展。“我们那时候接触到的北京‘反光镜乐队’、武汉的‘生命之饼乐队’等，现在都发展壮大了，甚至已经到国外巡演了。而我们连云港这边到现在还是一片‘处女地’，遑论更小众的城市民谣了。”刘帅帅不无感慨地说，“我们这里群众基础很薄弱，压根没多少听民谣的。”
的确，去年，当红的民谣歌手宋冬野到港城表演，一曲终了，现场大部分观众竟然相当冷漠，甚至有的说“唱的什么玩意”，足见民谣在此地的发展瓶颈。但如今刘帅帅算作是本地城市民谣最持久的捍卫者———他在市区开设的这民谣主题的酒吧，不时从全国各地邀请民谣界的歌手，来此切磋交流，其中还不乏马頔等当红民谣歌手，从而形成了一个文艺青年集散地。“全港城也就我这一家吧。”刘帅帅说，在咱们这三四线城市，民谣是没多少市场的，“一般节假日会吸引不少青年人，但多数是学生群体。”他说，但他们大多数不懂音乐，更不懂民谣，权当作消遣娱乐的手段而已，他“感到一点孤独”。
王明明也有同感，“上大学时，淮工校内流行起唱民谣，大家会自发地组织乐队，参加个社团演出。但据我所知，跟一些发达地区的大学相比，无论是玩民谣的人数上，还是创作质量上，都差得很。”他说，“我们那一届，也就一两个会写歌的，其他的都是邯郸学步，毕业后就丢下了。”而仅有的几位“创作型”民谣歌手，又都不愿在港城发展，纷纷去往北上广发展，灿灿就是其中之一，她是淮工11届毕业生，喜欢民谣，还组过乐队，“很多文青都自诩小镇青年，但谁又喜欢囿于此地，而变成井底之蛙呢。”
文艺“拯救”生活
王明明说，现在因为大学生就业压力越来越大，有闲情逸致去玩民谣的青年人，尤其在三四线城市的非重点大学毕业的，也就越来越少了，毕竟“文艺拯救不了生活”。而刘帅帅有时候也自嘲民谣歌手就是“矫情文艺青年的自嗨”，所以偏于小众化，到最后，都得臣服于残酷的现实，比如他最近就在考虑将“民谣酒吧”转让，再去学更多谋生的手段，因为“自己一个人运营，实在太累了。”
的确，“玩民谣”是需要魄力的———新时期城市民谣，多以其人文气质、批判写实风格、多元化主题，与流行音乐相“分庭”，但达不到“抗礼”的地步，因其独立性、思想性、非迎合性。所以天然的囿于小众范畴，浅吟低唱间多是顾影自盼，间杂茕茕孑立的清高和遗世孤傲；更重要的是，因为市场开拓困难，所以，歌手们经常入不敷出。
据笔者所知，曾经一位民谣歌手发行了一张专辑，可直到6年后才勉强收回成本，要知道，这可是大众流行乐最适合“掘金”的年代；而原本，这位民谣歌手打算每年都出这样一张专辑作为纪念的。而宋冬野此前也在微博上与笔者交流“参加商演是否有悖民谣精神”的问题，他坦言，“会根据签约公司要求参加一定的商演，毕竟都要混口饭吃啊。”
“我们都是怀着理想主义的穷玩。”刘帅帅不无感慨地回忆，“当时我们就在老火车站旁租了个仓库，一年的房租不到800块钱，可想而知住宿条件多差；但800块钱也要三个人凑。”而王明明此刻也正在经历这种蜕变。“我只在上海工作了一年，就辞了职，到宁波找王朕。”他说：“日子无非过得紧巴巴的，但我们乐在其中。虽然文艺暂时拯救不了物质生活，但可以拯救精神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