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网】 照片上的刘震雄姿英发，器宇轩昂，无处不彰显出一派军人风范；而这位帅气的军人在1955年被授予了上将军衔，实至名归；在这份厚重的军功章上，自然少不了他在淮海军区书下的浓墨一笔。
为了获得刘震将军的珍贵资料，记者辗转找到了中共淮安市委党史工办原主任、现任淮安市中共党史学会常务副会长的郭家宁。这位灌南出生的老党史专家，曾在1982年5月、10月和1985年7月间，先后三次采访刘震将军，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通过这些资料，这位传奇将军在淮海大地上走过的足迹，越发清晰……
■ 初生猛虎露峥嵘
刘震时常被人称为“洋司令”，就在于他懂得“拾掇自己”，甚至晚年时还被人误认为“老华侨”。但小时候，他却是个地地道道的苦孩子。
1915年3月3日，刘震出生在大别山、桐柏山交会的湖北孝感小悟山下一个叫作刘家嘴的穷人之家，是家中的独生子。全家只有7分田，刘母在刘震5岁时就离世。父子俩相依为命。刘震开始拣粪、拾柴、放牛，还干家务事。父亲对小小年纪的他要求很严，规定他每早得拣一筐粪，有几次他拣粪不够一筐数，不敢回家，只好坐在野地里直哭。
此后，他上过私塾、拜师学过木匠手艺，拣粪、种田、劈柴、担水、做饭，还要帮师娘照看孩子、洗尿布，真是无所不干。1931年9月，乡苏维埃主席动员赤卫军和青年参加主力红军，刘震第一批报了名，全乡六七个村子共40多个青年被批准参军。1932年8月，刘震加入中国共产党。到了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进行战略转移，离开鄂豫皖根据地。11月，留在鄂豫皖的部分红军重新组建了红二十五军，鄂东北道委特务第四大队改称红二十五军手枪团。刘震成为手枪团的战士。
在手枪团当战士的刘震，似乎有做政治思想工作的天赋，他写的四句话“树也砍不完，根也挖不尽，留得大山在，到处是红军”成了张贴的标语。1934年5月6日，红二十五军手枪团进入皖西北，奔袭了远在罗田县城的国民党军第五十四师的后方仓库，歼敌一部，缴获银元7000多枚和大批武器弹药。
罗田战斗是红四方面军西撤后，红二十五军获得的首次大胜仗。休整总结时许多同志都是评功摆好，唯独刘震说：“这一仗应该算个胜仗，但缺点不少，主要是战术运用问题。”刘震指出三条理由：一是“火力没有组织好，机枪未能起到掩护作用，造成较大伤亡”；二是“退出战斗时，没有周密部署，队形较乱”，致使部分部队失散和伤亡；三是“手枪团进城背运银圆的时机晚了一些，如果早进去，可多运出一些”。
说完这些，刘震还建议：“今后部队不能只练瞄准，要加强战术训练，重视火炮兵器的配合使用。”军长徐海东听了发言后，感慨地说：“刘震这个兵讲得好，有战术眼光，我看可以当连长、指导员！”1936年4月，刘震任73师政治委员。东征战役结束后，奉命到红军大学第一期学习。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他重返红15军团，担任75师政委。 抗日战争爆发后，75师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115师第344旅688团，刘震任政治委员。
淮海区领导人在沭阳张圩留影。右起：刘震、金明、张彦、杨纯。
■ 挺进淮海区
1938年11月，八路军115师344旅以688团3营、旅警卫营和收编的国民党嘉县大队为基础，组建了344旅独立团。刘震被任命为团长，李雪三为政委。自此，刘震由一名政工干部变成了一位军事指挥员。“刘震和李雪三率独立团连续粉碎了日军的扫荡，在晋东南站稳了脚跟。”郭家宁说。而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不久前，李雪三的儿子李永平也随团来到港城寻找新四军先辈的足迹，并留下对先辈的思念和敬仰。
1940年1月，中央军委决定组建八路军第二纵队，左权兼任纵队司令员（后杨得志接任），黄克诚任政委。纵队下辖344旅、新2旅和新3旅。3月31日，毛泽东提议黄克诚率八路军第二纵队全部或至少两个旅南下华中。5月下旬，第344旅旅长刘震、政委康志强率部先行，从鲁南定陶出发，于萧县黄口越过陇海路。
而此时永城日军400多人出来拦截，在瓦口镇与第344旅激战终日，日军伤亡百余人后缩回永城。6月，八路军第二纵队政委黄克诚率部1.2万余人，抵达豫皖苏边区，与新四军第六支队会师。7月，彭雪枫和黄克诚两部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彭雪枫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委。下辖第2、第4、第5、第6共4个旅。第4旅旅长刘震，政委康志强。
皖南事变后，八路军第四纵队改称新四军第4师，下辖第10、第11、第12旅。第10旅旅长刘震，政委康志强。10旅在津浦路西进行了10个月的艰苦斗争，打击了日伪顽的势力。部队虽进行了顽强的战斗，也遭受了很大的损失。5月，新四军第4师转移到洪泽湖地区整训。9月，新四军军部决定，4师10旅与3师9旅互调建制，原旅、团番号不变。而10旅在刘震的带领下，由皖东北进入淮海区，开始实行“主力地方化”。
■ 推进“主力地方化”
“主力兵团地方化，地方兵团群众化，是党中央根据当时处于‘黎明前黑暗’的形势，所提出的英明措施和方针，是我党建军工作群众路线的一个重要措施和方针，体现着毛主席关于‘兵民是胜利之本’的伟大思想。”刘震在《淮海扎根记》里如是说。
不过，在一开始实施的时候，却遭遇了不少阻力。郭家宁说，开始对“主力部队地方化”，许多同志思想上一时转不过弯来。当部队开始听到要地方化的消息时，各种各样的议论都出来了，说什么“查查十旅的老家谱，从红军时代就是响当当的主力军，怎么能变成地方部队呢？”“为什么要变？还不是在路西几仗没打好！”“人家地方部队升级，咱们十旅降级了！”等等。当然，也有不少干部，从道理上懂得不是走回头路，但却担心说：“现在化整为零，哪年哪月再集零为整？”
针对这一情况，旅长刘震决定从思想教育入手，解决部队的情绪问题。刘震与军区党委一班人，制订了“地方化”的具体方案后，立即在部队中进行教育。按照先干部后战士、先党内后党外的顺序，通过各种会议，利用多种方式，反复讲清道理，做通思想。经过一段艰苦细致的工作和尖锐的思想斗争后，终于，绝大多数同志思想通了，纷纷表示坚决响应党的号召，愉快地“化”下去。但也还有少数同志的认识浅，接受慢，分配工作时讲价钱，闹别扭。有一位团参谋长，听说要他到泗阳县大队当大队长，他坚决不去，并说：“降级我也没有意见，干革命不是为了当官，我宁愿当连长，也不干县大队长。”这个同志，是西安事变前，从西北军起义来的。照他的说法，从当兵以来，就是干“正规军”。人民军队发展的过程，他只从道理上懂，却没有亲身体验。
刘震等几个旅的负责同志，同他多次谈话，最后他才说：“好吧，我服从分配，只是旅长要打个保票，保证我还能回到主力部队。”刘震对他说：“保票是有的，它不在我们手里；‘化’下去的同志，每人有一张。只有大家从思想上‘化’下去，尊重地方党的领导，紧密地依靠群众，根扎得深，果结得快，根据地巩固、发展了，那就能很快回到主力部队。”
■ “根要扎得深，花才开得好，果才能结得大”
刘震虽为将军，但不影响他打篮球，其“战绩”也算“辉煌”：曾撞倒过朱德总司令，违规抢过陈毅的球，失手误伤过吴法宪、吴信泉。1977年，时为新疆军区司令员的刘震将军，每次下部队，常与连队官兵赛球，走到哪里，篮球打到哪里———虽然在运动场上他善于拼抢，争个高低；但在工作中却很会发扬团结精神，弯得下身，扎得下根。这在淮海区期间，“推进部队地方化”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没有多久，在以刘震为首的党政军民的共同努力下，淮海区的对敌斗争就更活跃了。有的县大队过去武器差，从主力调来一批武器后强大了；有的民兵联防队过去缺少军事骨干，发展受到限制，现在开始大发展了； 一些原来斗争不甚活跃的村庄，经过加强领导，纷纷追赶上来了。整个淮海区对敌武装斗争犹如春风烈火，迅速燃遍每个角落。
1942年3月，刘少奇去延安，途经淮海区时，刘震向他汇报了“主力部队地方化”的一些情况后，刘少奇高兴地说：“你们坚决‘化’下去了，并且做出了成绩，这很好。根要扎得深，花才开得好，果才能结得大。”
而据史料记载，1943年11月15日至12月6日，20天内全区就有2200人参军。参军运动中出现了妻送夫、母送子、兄弟争相报名的热烈、动人场面。“人民群众参军热情的高涨，是我党、我军长期以来坚持抗战，真正为人民服务，使人民感到我军是真正的人民子弟兵必然的结果。”刘震回忆道。
此间，民兵队伍发展也较快。1944年在淮海区165万人口中，有民兵86845人，占全区总人数的5％以上。民兵一边战斗一边生产，劳动生产与战斗相结合，在斗争中不断得到锻炼和提高。同时第10旅也由2个团4个营发展到3个团9个营，人数由原来的3200人扩大为15000人。
“主力部队地方化”全面开花结果。两年前没有武装的县，在斗争中建立了武装；两年前不足百人的区中队，在斗争中壮大成了三四百人的县独立团。两年前从主力“化”下去的排长，这时当了连长或副营长；原先团里的参谋长，这时当上了团长，带出一个3000多人的队伍。“刘震旅长指挥部队不间断地连续作战，将游击战和攻坚战结合起来，为巩固和扩大苏北抗日根据地，作出了积极的贡献。”郭家宁说。
■ “破寨大王”的“游击战之歌”
1942年，刘少奇在去延安途经淮海区时，还指出“ 淮海区是华北、华中两大战略区往来的咽喉，今后斗争将会更艰苦、更残酷，要作好充分的斗争准备。”果然如他所料，到了这年冬天11月中旬，日寇的大举扫荡来了。出动的日军有三十五师团两个联队、伪军三十三师、伪专署和各县所属伪军以及地方汉奸地主武装“黑狗队”，共约两万人。
郭家宁介绍道：“这些敌人，大的分四路，小的数不清，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主要矛头指向我淮海军分区和地委领导机关。敌人几次扑空后，又采取步步为营的碉堡政策，以沭阳为中心向四面伪化。不到三个月，把我们一个区分割成了四大块，新安上了140多个据点。”
而时任10旅旅长兼淮海军分区司令的刘震，面对日伪对淮海区不断进行扫荡，他并没有逃避，而是采取分散游击战法，不和敌人正面硬拼，主力忽而跳到外线作战，忽而从敌间隙插回来，寻机歼敌。“敌人以为这样一来，就把我们置于死地了。岂不知，由于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全面展开，真正处于包围中的并不是我们，而是敌人那些‘乌龟壳’。”刘震后来回忆道。
刘震回忆说：11月间，我们分区司令部从敌人重点合击的小胡庄跳出后，地委、分区就连夜给各县发出紧急指示，号召全区人民和地方武装积极展开游击战；同时，为了便于对敌斗争，地委决定，按照敌人分割的四大块地区，组织四个中心县委，县以上武装组成四个支队，由各中心县委直接指挥，坚持各地斗争。地委和分区机关实行精简后，带着一个加强的特务连，今天跳到一支队地区，明天跳到二支队地区，灵活机动地指挥全区斗争。
经过三个月残酷而又激烈的斗争，敌人妄想扑灭他们的迷梦破灭了。鬼子兵已筋疲力尽，返回了原处；大部分伪军和少数日军缩进了“乌龟壳”。“我们趁敌人收缩的时机，发动了一个全区性的破袭战。支队主力，县区乡武装，民兵联防队，在广大人民的配合下，夜夜出动，破路炸桥，袭击孤立的据点。一个星期之内，把敌人拼着命修筑起来的公路交叉点大部分破坏，使敌人‘接点连线’的计划破产了。”刘震后来回忆道。
1943年3月，春暖风和，富饶的沭河、六塘河两岸，万物苏醒，花开禾绿。刘震率部开始了有计划的反击战。“4个支队的主力则机动使用，先从孤立突出的小据点开刀，像吃西瓜、摘桃子一样，哪个先熟吃哪个，哪个好吃摘哪个。有时突袭，有时强攻，有时围点打援，很快打通了各支队间的联系，扩大了活动区域。”淮安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陶爱兰在《刘震将军抗战期间在苏北》一文中如是说。
当时，全分区县以下的武装，分区分点看守、包围敌人据点。有条件围困的，困住它，不让据点里的敌人出来抢运粮草；条件不成熟的，采取半围半困。敌人的据点虽然密密麻麻，然而人民游击战争如同汪洋大海。小股敌人出据点，到处受伏击被消灭；大股敌人出据点，我主力和地方武装采取游击战的办法打击他们。各村联防实行空舍清野，水井填死，粮食藏起，叫敌人找不到吃，找不到喝。民兵、基干队不能强攻据点，便采取“冷枪阵”“土炮战” “火鸡阵”“臭狗阵”等手段对付敌人。
比如有的民兵联防队，把一些古老的土炮抬出来，安上轮子，装上火药和秤砣，夜晚推到据点附近，“嗵嗵”地向里放它几炮。沭阳城南有个敌人据点，修在一个山包上，地方武装和民兵围困了它之后，天天放冷枪，打得伪军连拉屎都不敢出屋；又在据点外壕里放上许多死狗，营房里臭气熏天，一个营的伪军病倒了一半。当我们的支队主力攻开这个据点，战士们走进去时，一个半死不活的俘虏兵向战士们央告说：“老爷，你们把我抬出去吧，又闷又臭，我实在受不了啦！”
而值得一提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刘震还将缴获的一门日本迫击炮，改装成了曲射平射两用炮，攻克了敌人很多据点———因为刘震善于拔除敌人的据点，他还被当地群众送以“破寨大王”的诙谐称号。
■ 反击战上的一次次“破敌”
1944年4月，为打通淮海、盐阜两区交通线，扩大淮海根据地和配合淮北反“伪化”斗争，根据上级部署，刘震决定发起高杨战役。针对敌人坚固设防和可能增援的特点，刘震认真分析敌情后，作出了正确判断，决定先攻高沟据点，尔后集中兵力合攻杨口。由于指挥得力，采用战术灵活，仅用16天便胜利结束了高杨战役。
“高沟、杨口战役共攻击敌大小据点14处，毁炮楼150余座，全歼日、伪军2000余人，其中击毙、打伤日军140余人。这次战役的胜利，收复了六塘河两岸，使淮海、盐阜两区连成一片，从而改善了苏北抗日斗争局面，使日军以盐河为主的水陆交通线暴露于苏北军民的打击之下。”郭家宁如是说。
1944年8月，宿迁日军第72旅团135大队派出金井中队88人，及地方反动武装90余人，妄图在林公渡安设据点，保住运河航线，用以威胁我军。林公渡是一个只有12户人家的小村落，西北距宿迁县城32公里，东南距泗阳县城20公里，是宿迁、泗阳两县水陆交通要道。其周围地形开阔，易于防御，面积又小，可以节省兵力。在敌人看来，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利于守不利于攻的据点。
刘震判明敌情后，决心趁敌立足未稳，突然发起攻击，一举粉碎敌人阴谋。军分区立即动员组织当地群众，拆除圩墙，埋藏粮食。在兵力部署上，刘震一方面组织地方武装和民兵沿途袭扰金井中队，另一方面急令集结于钱集附近的我军主力，飞速向林公渡挺进，不间断地袭扰敌人。“金井中队号称是宿迁城里日军的一张‘王牌’，又配备了一部分重火器，来势汹汹。要想迅速、干脆地歼灭这股敌人，必须以绝对优势的兵力投入战斗，给它一个毁灭性的打击。”郭家宁说，敌人进驻林公渡后，开始修筑炮楼。
而当时，军分区立即集结主力第1、第2、第4支队到林公渡东北30余公里的裴圩、里仁集一带，抓紧进行政治动员和战前准备。同时，派出两三个班的小分队，会同地方武装和民兵，每天晚上向林公渡实施佯攻，使敌人得不到一点喘息的机会。
1944年9月6日黄昏，主攻部队渡过运河，7日20时将敌围住，当晚21时开始总攻。3连乘机从据点西侧发起进攻，指导员薛复礼率突击班开路，用马刀砍断敌暗堡外围铁丝网，从射孔投入手榴弹将敌堡炸毁，突破了敌前沿阵地。经过激烈战斗，我军突入敌纵深，被分割的敌人仍企图借断垣残壁作垂死挣扎，稍有机会就冲出院落，又被我英勇的战士顶了回去。战斗在逐一的房屋争夺中进行，敌人固守的几个院落逐个被我军夺取。“此次战斗，共击毙日军中队长金井及其以下官兵66人；俘虏日军5人，击毙、俘虏伪军90余人。战斗的胜利给了当地人民以极大的鼓舞，6万余人民群众夹道欢迎部队凯旋。”
1945年2月，中共苏北区委副书记兼淮海地委书记金明率近百名干部随新四军1师师长粟裕渡江南下，开辟浙西地区。中共淮海地委书记由刘震兼任。此后，他还率部参与了两淮战役，此役，共歼伪军近1.4万人。“两淮的攻克，使苏北、苏中、淮南、淮北解放区连成一片，扩大了苏北解放区。”郭家宁说，而这次战役，也为他自己的抗战生涯画上了峥嵘而圆满的句号。
但他的军旅生涯并未终结。
此后，刘震与淮海军区主力部队随黄克诚挺进东北，改为东北野战军二纵、解放战争后期的39军，是四野的头等主力军，从松花江打到祖国的最南端镇南关；而在抗美援朝中，作为第一批先期入朝的王牌军，在云山战役中，他们遭遇美军王牌骑兵一师———王牌对王牌，结果，首歼美军一个团，并且先后攻取了平壤、汉城两个“首都”，从而写下我军征战史上的传奇壮歌，也是属于刘震与39军的慷慨赞歌。
策划：徐勤飞 金同启 郝忠军
撰稿：张晨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