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中柳
一九八⚪年,我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文学部修改电影剧本。一天中午,和江苏省话剧团编剧王立信在文学部餐厅用餐时,走来一位一米八左右肤色黝黑头发凌乱的男子,站在餐桌旁和王立信轻声交谈。后来,王立信看看我,又看看那男子,问道:你俩不认识?于是,在王立信的介绍下,我认识了张弦。
那时候,张弦的户口和工作都还在安徽的马鞍山。他们一家所居住的那个小屋,坐落在南京上海路上一条冷冷清清的小巷深处。这条小巷以及小巷深处那间小屋,曾经出现在张弦的电影《秋天里的春天》里。
那是一条普普通通的小巷,小巷两边都是普普通通的房屋,这些普普通通的房屋居住着生活着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
张弦和张玲的家,上海路50号,只有六个平方米。
张弦和张玲的哥哥是同学,所以张玲很早就认识了张弦。认识张弦以后,张玲就开始追求张弦,而张弦把张玲当作小女孩看,没把张玲的追求当回事。文革开始,张弦遭殃,屡遭批斗。一天晚上,张弦突然出现在张玲面前。那天的张弦狼狈不堪:穿件破棉袄,扣子掉了一半,腰里因此系了根带子。
见面以后,两个人去了玄武湖。
在玄武湖公园里,张弦问张玲:你真愿意永远跟我在一起?张玲说:当然真的!张弦说:好,我们永远在一起!张玲说:我们明天就结婚吧!
然后,张玲用自己微薄的积蓄,买了被褥枕头,背着父母偷偷和张弦去办了结婚证。“婚礼”那天,张玲父母坚决不去,张弦喊了一辆三轮车,来到张玲哥哥家门前,请他去参加妹妹的婚礼,被严词拒绝。张弦听而不闻,在张玲哥哥面前弯腰九十度,就这样过了三分钟,张玲的哥哥被张弦的真诚打动,和张弦一道上了三轮车。婚礼就在家里举办,四张方凳拼成了餐桌,摆起了“宴席”。
一九八一年前后,每当江苏电影家协会组织观摩内参电影,我就会多要两张票送给张弦和张玲。夫妻二人总是一道去看电影——张弦骑着一辆小轮子的自行车,后面的书包架上坐着瘦弱的张玲。骑车的很辛苦,坐车的也不会舒服。然而,两个人的情绪却十分高昂。
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张弦蒙受冤屈而成了不幸的罪人。就是在那样险恶的情境下,张玲给了张弦一个清贫却很温暖的家。
张玲的身体很瘦弱,但她的意志却无比坚强。电影《苦难的心》,尤其是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火了以后,作为编剧的张弦因为忙碌而难以顾及家庭。于是,支撑着这个清贫之家的张玲就更加辛苦了。
后来,张弦的户口和工作都到了南京,他们一家终于在南京锁金村拥有了一套崭新的住房。我第一次去他们那新家时,他们的房间还没有收拾好,书堆在客厅的地上,东西显得十分零乱。但是,与上海路那间普普通通只有六平方米的小屋相比,这里俨然就成了一座富丽堂皇的殿堂。
我怎么也没想到,那座新居竟然成了他们夫妇关系终结的地方。
再后来,也不记得过了多长时间,有一天在新街口遇到了张玲。她居然问我:
“你最近到张弦那里去了吗?”
这样的问话让我感到有点滑稽,于是我愣了许久。
“我要去你家你还能不知道吗?”我作了这样的回答。
张玲淡淡地笑着告诉我,她和张弦分手了,自己又搬回了上海路那间小屋。
我不禁感到惊诧,也不免为之惋惜。
在上海路小巷深处的那间小屋里,张玲用自己的善良与贤惠抚慰了伤痕累累的张弦,顶着凄风苦雨陪伴着他度过了他一生中最为艰难困苦的岁月。
正是在上海路的那间小屋里,张弦写出了《苦难的心》《未亡人》《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挣不断的红丝线》。
在那间小屋里,张玲也开始了自己的中篇小说《保姆》的构思。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顶着凄风苦雨走到一起的张弦和张玲,居然会在阳光明媚的春天分了手。
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张玲竟又独自回到了上海路那条小巷深处那间普普通通的小屋。
乍暖还寒时分,最难将息。
多少年以后,阅读南京的《周末》报,我才知道在张弦最后的一段人生旅途上,在病床前陪伴着他,并送他远去的,竟还是那个瘦弱、坚强而又宽厚的张玲。
我还知道了,一年多以后,张玲竟也追随着张弦的背影,永远地离开了上海路,永远离开了小巷深处那间普普通通的小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