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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家抗日兄妹应是“7+1”

【连网】 (记者 史卫平)时近清明,躺在徐州市第四人民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91岁的我市灌云人何赋硕更加怀念自己的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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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担任徐州市市长的何赋硕,是灌云大名鼎鼎的何家“抗日七兄妹”之一。去年,“七兄妹”均获颁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

今年3月26日,前往徐州探望何赋硕病情的弟弟何赋讷回到了连云港。“哥哥希望家乡人民知道,何家兄妹抗日,不是以往所说的7个,而是8个。这里面,少了大哥何赋庸。”

是什么缘故令何赋庸鲜为人知,成为何家抗日兄妹中“被遗漏的大哥”? 

1945年日本投降在南京参加受降仪式

今年78岁的何赋讷,退休前是连云港碱厂职工,目前住在碱厂家属区。

何家原籍是灌云县杨集镇东门河北的孙小港村,那里以前叫何庄,其实也就是东、西、中三个院子组成的一个大家院,何赋讷的祖父三兄弟分家后仍然共住一院。到何赋讷那一辈,兄弟姐妹共有十几个,其中有8人走出大院,投身抗战。

3月末的阳光透过窗户,照在何赋讷的脸上。“以往人们只知道何家参加抗日的有‘七兄妹’,何志凡、何赋硕、何赋嘉、何赋亭、何赋钊、何赋秾、何赋莲。去年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时,‘七兄妹’同时获颁纪念章。可是,人们对我大哥何赋庸却知之甚少。”何赋讷说起大哥的时候,声调突然高了起来。

何赋讷和何赋庸以及“七兄妹”中的何赋硕是亲兄弟,何赋硕是他的二哥,曾任徐州市市长。和“七兄妹”不同的是,何赋庸在抗战时期所在的是国民党部队。

何赋庸1917年出生,1936年毕业于江苏省立东海中学师范科,当年秋赴南京求职。本已考上小学教员,却又遇上国民党军需学校招生,他去报考,结果又考上了。“进入军校刚刚一年,抗战全面爆发。军校西迁,大哥一边受训,一边行军,一路步行入川。”八年抗战中,何赋庸一直在国民党后方勤务部担任军需官,从少尉升到上校,几乎走遍所有战区(上图为何赋庸这一时期的照片)。

“1945年抗战胜利时,大哥曾参加在南京国民党原中央军校大礼堂举行的受降仪式。”何赋讷回忆,当年大哥的一封家书,讲述了参加仪式的经过。那一年,日寇战败投降,何赋庸作为国民党后方勤务部赴南京的首批先遣人员,办理接收、寻房安置到宁(南京)人员等事务。当年9月9日上午,南京举行中国战区受降仪式,他被同仁推举,作为沦陷区代表参加,亲见中国人的扬眉吐气和日寇的狼狈相。

“他在信中说,当时何应钦以国民党陆军总司令身份,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接受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签字的投降书。冈村解下象征武士道精神的指挥刀,毕恭毕敬地双手递交何应钦。”

除了受降仪式,投降后的日军和汪伪的余孽在苟延残喘中上演一场又一场闹剧,后方的接收大员们也上演着各种丑剧,何赋庸在家书中对这些也时有述及。

“大哥在重庆时就和中共地下党员有所接触,所以对国民党的腐败行为深恶痛绝。”

1949年南京解放保护26个军火库并起义

抗战胜利后,何赋庸所在的军需部门改组为国民党国防部联勤总部经理署,他任上校科长。不久,“双十协定”被国民党破坏,内战爆发。

“大哥不愿打内战。他和经理署署长办公室主任杜唱初关系比较好,常在一起交谈。杜唱初的夫人郑英,抗战时期就在周恩来、邓颖超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何赋讷说,“他们经常接触,利用打牌等活动,由郑英布置大哥一些工作,如护送中共地下工作者去解放区等。”

1948年下半年,何赋讷曾随父母和姐姐从家乡到南京,找到大哥家。

“当时大哥家住南京游府西街的游府新村,和杜唱初是邻居。后来又一同搬到青岛新村,大哥家住楼下,杜家住楼上。”何赋讷回忆,郑英曾派大哥去杭州,与当地的中共地下党接触,“后来才知道,大哥装扮成一个卖猪的,身上背着只小猪崽去的。”

1949年,南京解放前夕,当时的国民党国防部已匆忙撤离,何赋庸决心脱离国民党军队。

“大哥知道,我们何家有好几个兄弟姐妹加入了共产党。”何赋讷说,“当时,有人带口信要他去台湾,第一次是送来两张飞机票,第二次是两张轮船票,要他和大嫂一起去,但他坚持留了下来,并搜集国民党军队的情报。”

南京解放时,何赋庸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保护了26个军火库的安全,并光荣起义。

“大哥加入了解放军,被任命为第二野战军后勤部房管科科长,团级待遇。”何赋讷说,1949年7月,他和父母、姐姐离开南京,回到已经解放的家乡灌云。

耄耋老人的心声兄妹抗日不能少了大哥

全国解放后,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并入西南军区,何赋庸随大部队入川。

“1952年,在‘三反’运动中,因为一张8万5千元(今8元5角)的运输发票报销时领款人没有签字(应是出纳上的错误),大哥被无端牵涉,关了起来,让他交代经济上的问题。”何赋讷说。

最终,他被放了出来。不过,被西南军区后勤节约检查委会员撤销职务,从团级降为排级,调到部队的速成中学当了两年教员。第一年立了二等功、第二年又立了三等功。

部队速成中学不办后,何赋庸转业到了万县专区(后改为万县地区,今重庆万州区)服务局储运科当科员。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历史反革命”,下放劳教三年多,开除公职。劳教期满,他做了一名码头工。

1979年,在干了近20年码头工后,何赋庸迎来了平反。中共万县地委和万县市(万县地区所辖)人民法院分别撤销原先对他的行政处分和刑事处罚,恢复政治名誉,作退休处理(后改为离休)。1986年,四川省万县军分区政治部也撤销1952年对他的行政撤职处分,恢复原级别待遇。

“大哥平反后的第二年6月,我和二哥去了趟四川看望他。那个时候,大嫂刚刚因意外去世。”何赋讷说:“1983年,大哥家的三个儿子都调到徐州工作。我们劝他,你一个人留在四川也没人照顾,两年后,他也搬到了徐州生活。”

自从大哥到徐州,何赋讷每月都要去一次。“没退休前,都是利用双休日去,第一晚住大哥家,第二晚住二哥家。”

平反后的何赋庸,去过几趟上海,看望他原在国民党部队时的“老上级”杜唱初。杜唱初也是在南京解放时起义的,此后一直在上海工作。

上海还有何赋庸的堂弟,87岁的何赋秾。“秾哥(何赋秾)对大哥的以往也了解得比较多。”何赋讷说。不过,大哥的抗战往事一直不为外人所知。

2015年9月,分别居于6个城市的何家“七兄妹”同获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在连云港传为佳话。手捧沉甸甸的纪念章,“七兄妹”却不由得想起了大哥。当时,距何赋庸去世已有12年。

“徐州的二哥(何赋硕)说,何家兄妹抗日的事,不能少了大哥。”何赋讷说:“二哥本想将大哥的往事简单整理成文字,今年春节期间,他却住进了医院,前些天刚做了手术。他将此事又委托给秾哥(何赋秾)。而秾哥在写好了对大哥往事的回忆后,也住进了医院。”

何家“抗日七兄妹”中,最小的何赋莲如今也已86岁。转眼又是一年的清明,这群九十岁左右的老人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希望家乡人民知道,他们的大哥年轻时也曾为抗战出过一份力。

何赋讷说:“大哥泉下有知,也会深感欣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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