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网】（王艳 王君）他是一位党校理论教员，却对传统民间文化有着浓厚的研究兴趣；30多年来，他收集挖掘海州地区的民俗传说故事和民间技艺，笔记有厚厚几十本；退休之后，他与时间赛跑，边照顾生病的爱人边收集整理濒临消失的民间艺术和传统文化，相继出版《海州民俗传说故事》、《灌云工鼓锣》、《海州俗语故事》、《灌云小书头》等专著。
戴淦，这位地方民俗文化的守望者，年逾古稀仍然不计回报、不逐名利，为推介海州民俗、保护民间文化而不辞辛劳，奔走呼吁着。
从听故事到讲故事的高手
戴淦对民俗传说故事的热爱源自父母。他出生在灌云县四队镇傅岔村，小时候对流传于乡间故里的民间故事非常痴迷，而他的父母又是地方上名闻遐迩讲故事的高手。那些鲜活的民俗故事给年幼的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母亲讲的“吃豆丹的传说”是戴淦童年听到的第一个故事，第二个故事是父亲讲的“油炸鬼的传说”。父亲戴恒兴是位老革命，也是位讲故事的高手，常有外地的民间艺人找上门来。淮海戏表演艺术家谷广发、朱桂洲（小花褂）、江苏淮海戏第一丑杨云发等都曾前来与他父亲切磋交流。
这些人的到访，使戴淦童年的心灵受到强烈的感染，更加喜欢民间故事。他到处搜集，有的是从90多岁姨叔那里讨来的；有的是从病床上表叔口中“抠”来的；有的是从闲聊中听来的……故事听多了，就想讲给别人听。解放前，逃荒要饭时讲给乞丐听，解放后放牛割草时讲给小伙伴听，上学时讲给同学听；“四清”运动时，悄悄地讲给社员听，“文革”时，偷偷地讲给工人听。直到改革开放后，他才毫无顾忌地讲给大家听。
1982年春，戴淦从灌云县委党校抽到县委组织部搞干部考察工作，住在招待所，晚饭后有人在风凉水便处，泡好茶、备好椅，请他讲故事，一讲就是十几个夜晚。此时，正好知名作家苏丛林在灌云采风，建议他搞民间文学。在此启发下，戴淦的处女作《酒宴桌上的红萝卜》，便在江苏《乡土》报上发表了，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相继有400多篇民间文学作品发表在全国、省级以上的报刊上，成为颇有名气的民间文学家。
“民俗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毁了可以重建，但一个国家的文化毁了，就没有重建的机会。”戴淦说，改革开放以来，外来文化使我们受益，但同时也冲击了我们的传统文化，随着那些被称为“古今疙瘩”、“故事篓子”、“活化石”的民间老人相继离世，许多文化遗产也随之消失，这使海州乃至华夏的民俗文化正面临着巨大的危机。正是出于这种认识，他利用工作之余有意识地寻找会讲故事的老人，把他们世代口耳相传的故事记录下来。寒来暑往，积累下厚厚几十本笔记。
历时近半个世纪撰写专著
2008年1月，戴淦的第一部民俗专著《海州民俗传说故事》由远方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这部书从记录、搜集整理到编撰耗费了他近半个世纪。全书共193篇，280万字，分为岁时习俗传说、婚嫁习俗传说、丧葬习俗传说、信仰禁忌习俗传说、饮食习俗传说等九个部分，较为全面地记录了海属地区有关习俗。从不同角度和侧面深刻地反映出海州地区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2010年,该书获得我市民俗文化优秀成果奖。
“海州地区工鼓锣，嘉庆年间就流传。一锣一鼓一条凳，街头巷尾到田边。说书艺人中间坐，听书群众围一圈。唱的忠臣秉赤胆，奸臣误国又弄权……”如今，年逾古稀的戴淦正争分夺秒地向出版社寄去其新作样书———《海州俗语故事》、《灌云小书头》（上、下册）校稿。而《灌云小书头》的付梓，则圆了戴淦多年的一个梦。
“我将搜集整理的大部头书目成集的叫《灌云工鼓锣》、小段成集的叫《灌云小书头》。”戴淦介绍道，根据工鼓锣演唱习俗，在唱大部头书目前，要先唱个小段，称之为“书头子”。小书头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带有情节和人物形象的小片段,如《单刀赴会》、《吕蒙正教书》等；一种是抽象性唱词,如《十二月花风》、《时令》等，经常传唱的小书头有100多个。
由于受市场经济和西方外来文化的猛烈冲击，传统的工鼓锣艺术面临消亡危险，戴淦对其有着很深的感情，青年时期就注重对工鼓锣书目进行了搜集整理，进行抢救保护，做了大量扎实工作。目前，他手中存有大部头书目10余部，小书头120多则。
“幸好我出手早，下手快，许多珍贵书目硬是从老艺人口中抠出来的。”戴淦感叹道，“如果现在再着手做这项工作，恐怕就大打折扣了！”比如，《朱温杀母》、《袁小拖笆》，就是1980年根据92岁的老姨叔李炳余口授记录下来的；《水漫金山》是在80多岁表叔武同祥的病榻上，帮他边焐脚边记录的。
做学问要耐得住冷清寂寞
民俗学者固然需要深入生活，去老百姓中汲取丰富的创作养料。但是还必须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清冷，坐得住冷板凳。
戴淦1965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曾留校工作10年，后调回家乡执教。1997年，戴淦被调到灌云县委党校从事党史和哲学等教学工作。
民俗文化研究，是戴淦最大的兴趣爱好，为此他放弃了所有休闲时间。然而，民俗学的研究却远非“辛苦”二字说得清。田野调查费力费时尚且不说，当前学术浮躁的风气已经不是新鲜话题，很多人追求在所谓高档次刊物上发表论文。相比之下，民俗研究自然冷清得多，很难引起“高档次”刊物的关注，也不容易在科研评价体制中取得实惠。这也是其寂寞所在。而戴淦说“真正做学问的人是要耐住寂寞的，要让中国民族文化走向世界。我们的研究，理应兼有世界眼光和本土意识，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和应有的济世情怀”。
“民俗文化是我们民族的另外一种记忆，相对于二十四史这样的皇皇巨著来说，民俗文化有自身的独特性，如果说二十四史是中国历史的骨架，那么民俗文化就是这个骨架上的血肉。”戴淦说，民俗文化大部分藏在民间，隐身于人们生活的角落里。搞民俗文化离不开乡间调查，几十年来，他究竟做了多少次田野调查，已经无法统计，家中那一摞摞厚厚的笔记见证了走过的历程。
“民俗文化就是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记忆，民俗文化的消亡也就意味着这种记忆的消失。”戴淦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一个不知道自己从何处来的民族，就不会明白往哪里去的道理；一个不知道自己的根在何处的民族，就会像浮萍一样随波逐流！行走在乡间，戴淦一直在民间找寻着文学的根和民族的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