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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喜写的高邮人

金沙人

说兴化人能写,这是外地人称赞的。对此,我这个兴化人不好意思贸然赞同,也不能违心反对,因为兴化毕竟有毕飞宇、王干等一大批文学家在文坛上活跃着。但我最佩服的,还是欢喜写的高邮人。

十年前我到市级机关工作,一次公干到高邮,免不了去盂城驿转转。南门大街有一家小杂货铺,柜台虽冷清,柜台后的老人却在聚精会神地抄《红楼梦》,写好的一张张在柜台上晾着。看字迹,功力了得,蝇头小楷,字体娟秀,工工整整。经交流得知,老人上过几年私塾,后辍学跟人学徒站柜台,几十年弹指一挥间。退休后他帮儿子看店,闲暇就抄《红楼梦》,抄了十多万字,一摞一摞,码得整整齐齐,放在柜子里,蔚为壮观。他说,有生之年,力争把八十回抄完,如能长寿,把一百二十回全抄完。

高邮人欢喜写,由此可见一斑。“写”融入了他们的生活,成了他们生命的一部分。大人写,小孩也写;城里人写,乡下人也写;上班的写,种田的也写。只要有文章推出,热闹就开始了。朋友圈里你发我转,点赞的“小红心”络绎不绝,点评的小言论激扬文字,你来我往,热闹非凡。

其实,高邮人欢喜写是有历史的。那位吟咏“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高邮才子秦少游,天下谁人不知?那位写出《受戒》《大淖记事》的高邮人汪曾祺,也是鼎鼎大名。至于清代训诂大家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性人物。高邮这方风水宝地,可谓文风甚炽、文人辈出。

我工作的市级机关也是藏龙卧虎,一大批高手蛰伏其中。继承“王氏父子”衣钵的朱延庆,虽已退休多年,写作技术、书法艺术、训诂学术样样在行,研究高邮方言更是一绝,其“三部曲”已成里下河方言研究的“工具书”。倪文才游走于文史掌故和历史小说之间,佳作不断,不得不让人佩服他旺盛的精力。张秋红写的大多是家乡临泽,对老镇、老街、老人、老店、老味道的描写,情真意切。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写外婆的含辛茹苦和坚韧操持,还有她写老街上的王四瘪子羊肉汤,写得活色生香,令人垂涎欲滴,满满的乡愁跃然纸上。

高邮的年轻后生在文学追求上也不输前人。微信公众号“汪迷部落”俨然已成高邮文学的精神家园,打理者赵德清自己的写作水平已不消说,小说集《风雨墙》为其作了证明。高邮文联主办的《珠湖》,尽管历史悠久,但不倚老卖老,追随时代、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老面孔有新作,新写手有力作,诗歌散文小说一应俱全。

徐霞女士学的是农,喜的是文。前些时候,她把这几年的《珠湖》杂志寄送给我,我花了两个晚上粗看了一遍,感觉他们不简单,了不起。《珠湖》虽是县级文学内部刊物,却追求高格调,学着大刊模样,办得六角铮铮。打开内页,每次都有名家佳作打头,意在树立标杆做示范。新人新作更是每期的保留节目。我想主办者的意图很清楚,那就是让文学创作的活水源源不断,使文学之城青春永葆。

因文学上的出色表现,周荣池被推选为扬州市作协主席。县城作家当上市作协主席,这在扬州历史上还是头一回。“南角墩”已成周荣池的文学地理标志,其一系列南角墩作品,以独特的视角对其父辈进行精神文化溯源,呈现出独特的里下河风情,表达了特别的文化情愫。

高邮人对文学的执着和前赴后继让人高看一眼。濮颖,一个小学教师,热心文学教育之余,接连在报刊上发出作品,近几年几乎每年出版一本长篇。在汪曾祺纪念馆工作的姜红兰,繁忙的工作之余写出几部长篇。还有九零后秦汝璧,甫一登文坛就问鼎《钟山》《雨花》等名刊。还记得前几年紫金山文学奖评选,高邮湖西开小店的苏若兮居然得了大奖,让扬州的诗人吓了一跳。

高邮人欢喜写,从古到今有口皆碑,从写到唱有目共睹。那个王兰英奶奶唱的高邮民歌《数鸭蛋》,且不说其旋律的流畅欢快,也不说其韵味的独特隽永,就其歌词的文学水准,就让采风的艺术家赞不绝口。《数鸭蛋》一度进入小学课本。

只要在高邮,无论是识字的还是不识字的,无论是年老的还是年轻的,无论是城里的还是乡下的,无论生活怎么变,对文学的初心从来不变。许多文学爱好者知道自己不会写出什么大名堂,却乐此不疲、痴心不改。他们不为名不为利,只为兴趣爱好,只为抒发情怀,只为诗意生活。触目所及,听闻其事,心有感悟,哪怕零零星星,他们都想把它记录下来,把时光留住,让记忆永存。正因为成千上万的高邮人对文学的痴迷执着,让这座千年古城文气与日俱增,文学大放异彩,文人学者辈出。这也许是欢喜写的高邮人最引以为豪的城市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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