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日余晖忆颜小

窦延忠

回农村老家小住些日子，一天吃好晚饭，太阳还没着地，我便闲步来到村部前的广场上。广场周围绿树成荫，落日余晖映照下的村部院落，幽雅、静谧。站在院内的树荫下，晚风吹开我的思绪，一下子把我拽回到那艰涩而又无忧的童年，我站的这个位置原来就是我的母校———颜马小学。

庄子中间有一整排草房，屋面苫盖红草秸秆，这种红草秸秆比麦草耐久，全村少有。这就是我们的学校。我读小学一年级时，学校共有五间房，四间做教室，一间老师办公。四个年级，复式班，一二年级坐一起，三四年级坐一起。老师先讲一个年级的课，另一个年级自习或者做作业，讲完一节课再倒过来。同学年龄相差大，小的七八岁，大的十五六岁。

泥垛子上面担块长木板当位桌，讲台也是泥垛子，体积大些，上面抹平，放教本、教棍和粉笔盒。教室里坐的板凳自己带，和书包一样，随身上下学。有的同学没有板凳，就用烂泥垒一个，还在边上挖个洞，存放砚台，被老师表扬聪明，肯动脑筋。教室的门是木棍和木板拼成的，常有顽皮的孩子钻进钻出，爬桌板、骑垛子、捉迷藏。放寒暑假，老师领着我们，把长木板集中起来，抬到村民家存放。开学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和烂泥修位垛子，再把桌板抬回来放上。“黑屋子，土台子，里面坐着泥孩子”，是对那个时期农村校舍的形象描述。

初小毕业，我和少数几个同学考上乡里高小读五、六年级，其余同学告别书包，回家拿起农具，挑菜割草，收割播种，沿着上辈的人生道路负重前行。为让更多的孩子能读上书，颜马小学易地搬迁，新址靠近乡间公路。打基础，备材料，垒墙上梁，都由村里包揽。几年时间，校舍扩大到三排，土墙瓦苫。初小上升为完小，一到六年级都有单独的教室，还有简易的篮球场。我高中毕业回村劳动，担任团支部书记，常请校长帮忙写宣传栏上的标题字，教我钢板刻字和使用油印机。

土地联产承包后，村民吃饱穿暖，住房改善，学校也跟着好起来。村支书把学校当成自己的大面子，房子一定要是全村最好的。教室砖石到顶，加建走廊，位桌、讲台全部木质。门窗比过去牢固，放学后凳子不再搬回家。校容校貌犹如庄稼人的日子，从贫困一步步走向富裕。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上面指令用三年时间实现“双基”目标———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和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要增加校舍，有专门的图书室、阅览室和器材室，还要提高建筑质量，不能有危房。政策规定“村有村管，谁受益谁负担”，允许在“三粮六钱”中增加一定比例，集资办学。层层签定责任状，实行一票否决权。如期完成任务的，政府给予财政补贴和奖励。

看到有的农户住上楼房，村支书动心思，做出三年行动计划。教室不够，一边暂借民房使用，一边筹款备料，保证上级验收时学生在楼房里上课。我当时在县里工作，也积极地和在外工作的校友串连，捐助资金和图书，力所能及奉献爱心，其中还意外得到一笔外援。苏州原吴县和我们县是省定南北挂钩帮扶单位，他们乡镇和部委办局都有具体任务。那年，县委派我去挂职。其间，得知该市对台办公室账上储存一笔款项，是台胞倪赫先生捐赠的，明确只能资助困难中小学校舍建设，而吴县已经高标准完成基建任务，捐款挂账很长时间花不出去。我登门拜访台办负责人，建议用到我们县教育上。该负责人专程来我县考察，和县教育局商定资助三所中小学，包括颜马小学。内外合力，颜小先后盖了两幢三层教学楼，相隔几里路也能看到十分显眼的房顶。近前，校内新铺的中心路连着乡道，宽阔平坦。花木相间，生气盎然。竣工时，县教育局和镇里主要领导出席庆祝仪式，村民敲锣打鼓，鸣放鞭炮。经过考核评比，颜小跃入一流村小行列。

后来我到市区工作，村班子几大员来看我，告诉我颜小连续多年被评为先进单位，奖状牌匾挂满半截墙。带他们去孔望山景区游览，合影照特地注明“颜马小学校友留影”。

随着城市化步伐加快，越来越多的孩子跟着父母到打工地读书，或者送到城里读书，颜小的学生数逐年减少。不久，乡村学校开始撤并，颜马小学也在其中，校园先后被改为村“党群服务中心”和卫生室，只有“倪赫先生捐建”纪事碑还镶嵌在楼外墙体中。

社会进步不可阻挡，父老乡亲对教育的付出和期盼，将会长久留在我的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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