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佳玮
天津高考语文试题，提到了烟火气。
我觉得，烟火气大概是这样的吧——那是十来年前的上海了。
那年有个南京阿姨，带着女儿女婿，在小区对面街角开了个小门面，卖鸭血粉丝汤、汤包和三丁烧卖，只限白天。晚上铺子归另一家，换几张桌子，摆成小火锅店。
秋冬天去吃粉丝汤时，常能见满店白汽，细看，都是阿姨在给一个个碗里斟鸭汤。鸭血放得料足，鸭肠处理得鲜脆，鸭汤鲜浓，上桌前还会问：“要不要搁香菜？”
——香菜这东西有人恨有人爱，爱的人闻见香菜味才觉得是吃饭，恨的人看了汤里泡的香菜如见蜈蚣，是得问清楚。
她家的汤包，皮很薄，除了一个包子收口的尖儿，看上去就是一摞面皮，趴在盘里，漾着一包汁；咬破皮后，汤入口很鲜，吃多了不渴，肉馅小而精，耐嚼；整个汤包很小巧，汤鲜淡，跟无锡的做法不一样。我问阿姨，说是老家做法；老家在哪儿？南京、淮安、南通，跑了好几个地方呢……
三丁烧卖，其实就是糯米烧卖，里面加豆腐干丁、笋丁和肉丁，糯米是用酱油加葱红焖过的。
这两样主食都顶饱，配热鸭血汤，吃完肠胃滚热，心直跳。
这家店刚开时，不送外卖，因为老板娘管账备汤，女儿跑堂杂役，女婿预备汤包和饺子，只应付得来店里。开了半年，雇了个学徒帮着照应店里，老板娘女儿——因为跟她妈妈长得一模一样，我们叫她少老板娘——就骑着辆小摩托，给街坊送外卖了。
有位邻居边喝汤边问：“这店铺，有老板娘，有少老板娘，有少老板娘她男人，那么，老板在哪儿？”
少老板娘简短地说：“在南京。”
老板娘接过嘴，恶狠狠地用南京腔说：
“没老板！死掉了！”
我在家附近购物时，看见一个湖北馆子，门面貌不惊人，只门楣上“热干面”三个字触了我情肠——我在武汉户部巷吃过两次热干面，于是推门进去。
店堂不大，略暗，老板乍看和桌椅一样方正、色蜡黄、泛油光。但菜上桌后，才觉得人不可貌相。
热干面，煮得很像样子，面筋道，舌头能觉出芝麻酱的粗粝颗粒感，很香。
豆皮，炸得很周正，豆皮香脆，糯米柔软，油不重，豆皮里除了常见的笋丁、肉粒和榨菜，甚至还有小虾肉碎，咬上去脆得“刺”一声，然后就是口感纷呈，老板说是“为了上海客人爱吃，特意加的”。
一个吊锅豆腐，用腊肉烩豆腐干，豆腐先炸过，表面略脆，再烩入了腊肉风味，汁浓香溢。
吃完结账，老板不好意思似的：
“店里环境是不好，不过我们有外卖！”就给了我一张名片，指指电话号码。
以后我打电话叫外卖，有时会这样：
“今天要一个豆皮，一份热干面……还有什么？”
“有糍粑鱼、粉蒸肉、吊锅豆腐、玉米汤、武昌鱼、辣子炒肉……”
“那要一个粉蒸肉，一个吊锅豆腐，一个玉米汤……”
老板便打断我：“这么多，你们两个人吃不掉！听我的，一个粉蒸肉就可以了，我再给你配个。”
“好。”
送来了，老板隔着塑料袋子指：
“这盒里是粉蒸肉，这盒里是豆皮，这盒里是热干面……这瓶是绿豆浆。”
“绿豆浆？”
“嗯，我自己弄给自己喝的，很清火！很好喝的！”
“你菜单上没见过这个啊。”
“嗯，我自己做来喝的。还有，这盒里是洪山菜薹，我给你炒了下。”
“这个你菜单里也没有。”
“没法供，这个是我老婆从武汉带过来，我们自己吃的。要卖，一天就卖完了。”
“那怎么算钱呢？”
“这两个算我送的。”
入夜之后，小区右手边的丁字路口，会停住一辆大三轮车，车上载着炉灶、煤气罐、锅铲和各类小菜。
推车的大叔把车一停，把火一生；大妈把车上的折叠桌椅一展开，摆平，就是一处大排档了。
你去吃，叫一瓶啤酒，扬声问大叔：“有什么？”
大叔年纪已长，头发黑里带白，如墨里藏针，但钢筋铁骨，中气充沛，就在锅铲飞动声里，吼一声：
“宫保鸡丁！蛋炒饭！炒河粉！韭黄鸡蛋！椒盐排条！”
“那来个宫保鸡丁！”
“好！”
须臾，大妈端菜上桌，油放得重，炒得地道，中夜时分，喷香扑鼻；如果能吃辣，喝一声“加辣椒”，老板就撒一把辣子下去，炒得轰轰烈烈，味道直冲鼻子，喝啤酒的诸位此起彼伏打喷嚏，打完了抹鼻子：
“这辣！”
吃完了，都是满额汗水，就抬手擦擦，问：“大妈，你们有外卖没有？”
大妈摇摇头：“没有啊！忙不过来！”
——于是，你要吃这大排档，只能半夜出来。有时生意太好，你得买了回家；要在那儿吃也行，自己带张报纸，垫在马路牙子上，捧着饭盒吃。
——老板做菜，手艺不算多样。几样招牌菜千锤百炼，都做得好吃；但如果有人提过分要求，比如，“老板，韭黄炒鸡丁！”老板就皱起眉来，满脸不耐，粗声大嗓地说：
“那样炒，没法吃！”
后来因为整治市容，这个三轮车大排档隐匿了一整个夏天。
街坊们丧魂落魄，到晚上尤其无聊，连小卖部老板都抱怨啤酒卖得少了。
倒不是三轮车大叔手艺多么独到，说来他的做法无非是大油大火、猛料重味，吃个痛快，家常也能做；但主妇们不乐意，“吃这么油，孩子怎么办？做饭可不单为你一个人。”
于是乘凉时，众街坊食不甘味地坐一起发牢骚。
水果店大叔边拨弄自己的猫，边摇头：
“让我们少吃油盐，说是活得长；可是不吃油盐，活得长有什么乐子嘛！”
转过两个季节，要过年了。街角卖炒栗子的老板换了地方，开年换到别处经营，铺位被新人承了。开店那天，来了辆三轮车，到地方，一个头发墨里藏针的身影，把煤气罐、炉灶一一摆在地上；街坊们看直了眼：三轮车大叔回来了，还有大妈，外加儿子儿媳。大家奔走相告：
“租了店面了！不走了！”
大叔照样管炒，偶尔儿子接手；大妈管账；儿媳与儿子轮流跑堂和骑三轮车送外卖。乍开店的那几天，赶上年下，生意大好，大叔经常边炒边接电话。我经常打电话去，“哎，我要一个……”
“宫保鸡丁和蛋炒饭是吧！”
“对，对！”
“好，挂了！”
每逢这时，我就知道，大叔正忙得热火朝天，嗓子都哑了。
2011年1月的事。若回重庆过年去了，我独自留在上海，预备到年下再回无锡。这天上午，给街角南京阿姨鸭血汤家打电话，接电话的是少老板娘。
“啊，你呀，两碗鸭血汤、一笼汤包、一笼烧卖，加辣加香菜是吧？”
“一碗鸭血汤就好，不加辣。”我说。
“啊，你女朋友不在呀？”
“回家过年啦。”
“好好，一会儿到！”
一会儿，门铃响。我去开门，见一位陌生大叔，穿一件像是制服的蓝外套，略驼背，一手提着冒热气的外卖，一手就嘴呵着气。看见我，问：
“一碗鸭血汤、一笼汤包、一笼烧卖，加香菜不加辣对吧？”南京腔。
“是。”
结完账，大叔看看我，微微弯腰，低了一下头：
“谢谢您啊，一直照顾我们家生意。”
“噢，你们家生意，嗯……”我想了想，觉得自己明白了，就问：
“您是从南京来的吧？”
“刚来，刚来。”
“都还好吧？”
“现在算是好了！好了！”他很宽慰似的说。
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现在算是好了”是什么意思，但想他那时的笑容，似乎是真的“现在好了”。
我买的火车票是年三十的黄昏时分。那天上午，事都忙完了，我在街上溜达，意外看见三轮车大叔家的儿子，载着一整三轮车的饭盒，给西瓜店、羊绒店、CD店、报亭老板、小学传达室看门大叔，一一送。我有些愣，招招手。
“你们白天也送啊？”
“我爸说，过年大家都回去了，但大家还要吃饭的；我们就送今天一天。”
“你们回家过年吗？”
“我们把家安这里了，就在这里过年。”
那天中午，满街都是三轮车大叔大油重料的韭黄鸡蛋、宫保鸡丁、炒河粉、蛋炒饭味道。街两旁商铺不回家的老板们，搬张椅子，一条道坐在街旁，跷着二郎腿，吃得稀里呼噜声一片。我都看馋了，就溜达到丁字路口，看大叔使大铲在大锅里，乒乒乓乓，炒得山响。我放大嗓子喊一声：
“大叔，要一个……”
“宫保鸡丁和蛋炒饭是吧！我知道！”
“好！”
那年夏天，我离开上海一年后又回来，为了方便起见，在离原住处甚近的酒店订了房间——这样附近都熟，也有种回家之感。
到晚上，我和若都饿起来了。
“去吃饭吧。”
“不知道店还开着没。”
“打电话去问问呀！”
这才想起，手机里还有个存了一年没拨的号码。
我拨了湖北馆子的电话，电话响了两下，被接起来了。
“现在还开店吗？”我问。
“开的。”
“那要一个豆皮，一个热干面，一个粉蒸肉，一个糍粑鱼，我一会儿就到，菜先炒着吧。”
“好。”对面应了一声，隔了一会儿，很温和地补了一句：
“回来啦？”
“是，回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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