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草

杨庆军

小时候，我们生活在那个贫困的年代。一家五口靠父亲一个月三十多元的工资过日子，有三个孩子要上学，还要赡养老人，经济之艰难可想而知。为了补贴家用，也为了挣点学费，不到十岁的我，在放学后特别是在暑假里，都要和姐姐一起到附近的农村割草卖钱。

那时的镇上有不少“赶驴车”的人家，就是用驴车作为交通工具拉货挣钱的人家。他们需要购买饲料喂驴，所以就有了我们这些割草卖钱的孩子。

因为我个子小，割的草也没有姐姐割的多，家里就专门给我买了个相对比较小的背篓。就是这样，因为割好了草还需要背上几里路才能到镇上，草很沉很难背动，我就用头顶着背篓的带子顶回来，每次头上都要勒出很深的印子。

因为割草，我的手上留下了数十条刀疤，有的刀疤还是重复的，一个刀疤摞一个刀疤。手被割破了也就是抓一把泥面捂在上面，止了血就行，谈不上任何包扎和治疗。

割草的时间长了，我的技术也得到很大的提高，不仅割破手的情况少了，而且我能挥刀旋一个圈将草整齐地旋在中间，或者旋一条线让割下的草整齐地倒在一边。有了这样的技术，我曾经在学校的劳动课上风光地表演过，好好地得意了一阵子。

按照驴是否喜欢吃，以及营养成分之大小，草是分好孬的。至今我还记得最好的驴草是“小鲁通”，和芦苇应属一科，虽然长相差不多，但长不了芦苇那么高；最差的应该叫“沙浪苗”的那种了。因为草有好孬，价格也就有高低。有一次，可能是一位买主嫌我的草质量不好，也可能嫌我的草水分大了，于是就让我打折，降低价格。我认为能卖到一毛多的草，他只准备给我九分钱。我感觉受到了欺侮，坚决不卖。姐姐还有一起割草的小伙伴们都劝我还是卖了吧，因为我们卖草都是送到养驴人家的，“货到地头死”，不卖了再送到别的人家就迟了，因为他们都已经买了就不会再买我的草。但这时我的犟劲上来了，坚决不卖，最终还是把草背回了家。背回家的草为防止烂了还要晾开，第二天自然就成了干草。我将这些干草连同第二天新割的草卖给了另外一家，虽然只卖了七分钱，但我愿意，因为我觉得那天的草就能值那么多钱。姐姐就说我是犟吃犟亏。

儿时割草的经历，让我懂得了劳动之艰辛，也懂得了劳动果实的来之不易。至今回忆起那时的情形，仍然恍若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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