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叔吴祖强

吴钢

小时候，我与父亲吴祖光和母亲新凤霞，住在北京东单西观音寺的一个大院的五间平房里，后院是一所西式楼房，楼下住着漫画家黄苗子、郁风一家，楼上住着音乐家盛家伦和电影家戴浩。经常来我们家的亲戚很多，有母亲的弟弟妹妹，还有父亲的弟弟妹妹。最常来的是我的六叔吴祖强，他当年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因为祖父祖母都在上海，六叔在周末和假期常与同学、后来的六婶郑丽琴来看大哥大嫂，顺路看望楼上的音乐家盛家伦。后来知道，六叔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就受到父亲的老朋友盛家伦在音乐方面的指导。

六婶最喜欢带我出去玩，身材瘦小的六婶在我长大后常常对我说，当年她带着我上街，街上人都看着我们：“这么瘦小的妈妈怎么生出这么个胖大的儿子？”

六叔因为学业优秀，与李德伦、郭淑珍三人一起，到苏联学习音乐。临行前，父母亲操办了六叔六婶的婚礼。六叔后来在纪念父亲的文章里说：“他（哥哥吴祖光）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我能学音乐，有现在的成就，可以说都是他支持的结果。我那时候上学的生活零用钱都是他资助的。”

后来父母亲买了王府井四合院的房子，把祖父祖母从上海接来北京，我又有了弟弟妹妹，家里热闹了起来。六叔从苏联留学回来，经常到家里来，帮助祖母做菜做饭。六叔虽然是音乐家，做家务活也很在行，还会织毛衣。我常看到他用弹钢琴的一双大手，拿着两根毛衣针灵巧地挑着毛线编织，还和母亲研究各种织毛衣的花样。

六叔善刻竹子，能在竹背上雕刻出山水花鸟图案，后来我有一段时间学习刻图章，也是受到了六叔的影响。但是我更喜欢学习摄影，于是父亲请他的老朋友、摄影家张祖道辅导我。那时家里有一台苏联生产的佐尔基照相机，是六叔从苏联带回来送给父亲的。我用这台照相机学习拍照片，自己冲洗底片，然后把镜头拧下来，再装到放大机上放大照片。痴迷摄影的这段时间，爸爸妈妈、弟弟妹妹、叔叔姑姑都成了我的拍摄对象。

正是六叔从苏联买回来的这台佐尔基相机，开启了我的摄影之路，我也凭借张祖道叔叔教授给我的摄影技术，到中国戏剧家协会的《中国戏剧》编辑部做了摄影记者。在这里工作的后期，六叔调到了我们的上级单位，做了中国文联的党组书记，是主管文联和各个协会工作的一把手。六叔对我说：“我来文联工作，提出的唯一条件就是我在中央音乐学院带研究生的工作要继续下去，不能让学生们的学习中断。”

六叔忽然做了我单位领导的领导，虽然没有对我提出要求，但我自己也处处注意，不要沾六叔的光。我从不去参加单位分房子、涨工资、定职称的讨论会，也不提任何申请和要求，老老实实地做我的摄影工作。虽然我来编辑部的工作时间最长，但是直到我十几年后离开，始终是中国文联最基层的一名干部。

1988年，我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我的第一个摄影展览《吴钢戏曲艺术摄影展览》，六叔既作为领导、也作为家长参加了开幕式。

后来我去法国留学、工作，六叔因为国家大剧院的筹建工作，经常带着访问团到法国来，每次我们见面都特别高兴。有一次，六叔六婶就住在我家里。我陪着六叔到巴黎的各个剧院参观交流，晚上看戏的时候总是坐在楼上正中的包厢里，回来的路上，六叔对我说：“巴黎市歌剧院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剧院了。”这座剧院位于卢浮宫与老佛爷商场之间，整个大厅用大理石镶嵌，金碧辉煌。

2007年，我出版了画册《走进美丽的京剧》，在北京前门老舍茶馆举行的新书发布会上，六叔和六婶都来了，我在法国工作单位——巴黎文化中心的主任、同时也是中国驻法国使馆文化处的公使衔参赞侯湘华也来参加了。会后，六叔带着我和侯公参一起走路到对面新建的国家大剧院参观，还在剧院里碰到了法国的设计师安德鲁，他是这个剧院的设计者，也是法兰西学院艺术院的终身院士，而六叔是这个剧院最积极的倡议者和筹建者。

2013年，六叔作曲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巴黎上演，我们全家早早买好了最好的位置。坐在塞纳河畔的夏特莱剧院里看演出，乐曲中响起：“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冤仇深……”真的非常震撼。第二天，我给六叔打电话，告诉他演出的盛况，六叔非常高兴，他的作品也能受到法国观众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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