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网】（年世墨）陈训慈，字叔谅，浙江慈溪人。他是陈布雷的弟弟，1932年至1941年曾担任浙江图书馆馆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组织馆藏文澜阁《四库全书》和其他善本书籍的迁移工作，使得这些文化典籍免遭日寇劫掠，得以留存，挽救文化于危亡。这段经历在他的日记中有详细记载，中华书局予以公开出版，命名为《运书日记》，是抗日战争的珍贵史料。
陈训慈日记的发现过程颇具戏剧性。据《运书日记》的整理者周振鹤介绍，他在一个偶然的场合，得到陈训慈日记手稿三册，其中两册正好衔接，记载的是1938年一月、二月搬迁《四库全书》途中之事。为了让读者了解《四库全书》始运之初和后来再度转运的情况，他摘录《竺可桢日记》中涉及运书的两则分别置于陈训慈日记前后，又整理辑录陈训慈生前捐献给浙江图书馆的三册日记中1937年8月初至1938年12月间有关运书的内容，附录于后。这些就是《运书日记》的全部内容。
《运书日记》记载虽只短短两个月的运书事宜，但内容丰富，具有极其珍贵的史料价值。用周振鹤的话说“其中不但叙述了运书过程的种种艰辛困难，描述了不同人物对搬迁图书的态度看法，还展示了抗战初浙江省府及有关部门的应对措施，甚至还描述了浙东山区的风俗面貌，真正是难得的现代史料。”
从《运书日记》中可以看出，运书之事谋划甚早，1937年8月卢沟桥事变一月之后即已开始，起先都是在浙江的偏僻山区中转移，后才迁移至浙江省外。这其中遇到困难自是常人难以想象，除了战事的威胁、天气的阻碍这些不可抗拒的因素外，最让陈训慈操心的恐怕还是船只、车辆、经费这些运书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日记中的很大篇幅记载都是陈训慈为此与官僚机构周旋、求告的过程以及他当时的心态和情绪。
如1938年1月7日的日记记载“最所不安者为文澜《四库全书》。几经面陈教厅当局，以迁往内省为宜，而迄不得要领(每谓内地亦不安全，岂不知相对的安全，自有差殊)。今既无余钱又无交通工具，无米之炊，前已饱受痛苦，今将安所效力。瞻念万一疏失，将何以对浙人，何以对文化，不禁殷忧，尤不禁对主持教育行政者致其愤愤也。”短短几行字，报国无门的苦闷，忧国忧民的情怀，对尸位素餐者的愤怒力透纸背。
杭州沦陷后，日本侵略者曾于1938年2月专门派人在杭州寻找文澜阁《四库全书》，幸运的是该书当时已经转移，否则必落入敌手无疑。即使几十年后想想当时的情形，仍是一身冷汗。《四库全书》从杭州迁出后，历时八年，辗转五省。抗战胜利后，又在陈训慈的竭力促成下完璧归杭。曾参与其事的浙江图书馆馆员毛春翔认为迁书之事“陈叔谅先生之力居多”，“皆赖先生主持维护其间，前丁后陈，并垂不朽”。这一评价很是客观公允。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日子里，捧读这本薄薄的《运书日记》，无疑能丰富我们民族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