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

他接纳了无眠,活出了永恒

卞毓方

公元1076年,农历八月十五,和嫦娥奔月以来的中秋并无什么两样,月仍皎其皎,桂仍影其影。只是,只是观月的人多了一个苏轼,苏轼的笔下多了一首《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地点在密州(今山东诸城)。密州何其幸哉,从此四季都散发着苏词的芬芳;中秋何其幸哉,在奔月的神剧之外,又添了一幕苏子的“明月几时有”。

孰谓生花妙笔,喏,这就是: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有宋一代诗评家,都把它归入睹景伤情之作。上阕,因月而感天庭之梦幻;下阕,因月而叹人间之悲欢。比苏轼稍晚的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断言:“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

千载之下,是说似乎已成公论——试看央视中秋晚会,不是年年把它作为保留节目嘛。

也有不同声音。中国台湾作家王鼎钧即认为,苏轼表面上是望月骋思,兼怀胞弟苏辙(子由),实际上呢,是写给宋神宗的一份陈情表,是半为输忠半为无奈的政治表白——“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表面上是中秋对月,实际上是说,我有罪下放密州,很挂念朝廷,也不知朝中发生了什么大事没有,我很想回到朝廷尽我的心力,只怕很难适应那里的政治生态。宋神宗读到他这首词,认为苏轼对朝廷还是很忠心。这一番政治表态如果直白说出来就俗气了,苏东坡把它放进明月、天上、乘风、琼玉、高寒,一连串比喻里,而且隐去被喻之物,洗尽俗尘,给我们一个“碧海青天夜夜心”的境界,这首词也因此可以脱离原来的语境,代换意识形态,超越时空限制,至今沁人心脾。

是说,我认为不无道理。

评析作品,首先得把握作者的创作心态。

检点苏轼的来路:他是不世出的大才;他与弟弟苏辙,都是少年得志,曾被先帝宋仁宗视为未来宰相的备胎。仕途一路春风,但在1069年、他32岁的时候,遇上了王安石变法。

变法是当时的大势所趋。国家内忧外患,积贫积弱,宋神宗年轻有为,锐志进取,王安石及时献上改革政经、富国强兵的方策。如是,君臣一拍即合,继商鞅变法之后的另一场社会大变革,就在北宋大地如火如荼地展开。

苏轼当时是什么态度呢?他理解改革,赞同改革,但他主张稳扎稳打、循序渐进,对于王安石一系列“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的激进措施全盘否定。这就站在了变法的对立面,被划入保守的“旧党”。

“旧党”在京城迅速被边缘化,其头面人物,如司马光,如韩维,相继被贬出汴梁。苏轼审时度势,主动申请外放。

1071年夏,苏轼迁任杭州通判。

两年后,苏轼杭州任期届满。其时,王安石折戟,丟了相位,但朝廷仍为“新党”把持,执行的是没有王安石的王安石变法,苏轼不想陷入政治漩涡,申请转调密州。

以天下之大,为什么偏偏选中密州呢?这是因为,弟弟苏辙也因反对王安石的“青苗法”被挤出都城,辗转数地,于年前到了齐州(今之济南),密州离齐州近,彼此多少有个照应吧。

说话就到了1076年,中秋佳节,苏轼召集一帮僚属,在超然台饮酒赏月。酒发豪情,月引遐思,席间免不了高谈阔论,谈话的焦点离不了家事、国事、天下事。说着,说着,有人突然提起去岁辽国大兵压境,神宗帝问计于王安石,王安石答曰“将欲取之,必姑与之”——咄!你道这昏招!结局,竟演变成割地七百里以求和。这真是本朝的奇耻大辱!

唉!堂堂大宋岂无人?苏子愀然,客亦愀然,席间顿时转为沉默,天际似乎碾过闷雷隐隐。

郁闷最深的,应数主人苏轼。他想起,当日乍听“和议”,是如何为外交失策而扼腕,是如何为男儿一腔热血无处抛洒而顿足。总归是痛心疾首,满腔悲愤无处发泄,是年冬天,他率领官兵在辖区进行了一场具有象征意义的围猎,并写下《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说是“老夫”,苏轼其时39岁,惆怅“冯唐易老”,流光抛人,空有满腹经纶,谁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被朝廷想起呢。

有人窥破苏轼的心思,适时转移话题,抛出一条小道新闻:太守来密州已近两年,快到交班的时候了,那么,朝廷会派谁来接任呢?(声音压低)我刚刚获得消息,说是钦定了孔子的四十六代孙孔宗翰孔大人。

是吗,是吗,怎么会是孔宗翰?众人脑筋急转。

当然,当然,是他就更好!满座皆露喜色。

前面的疑问在于:无论是年龄,还是从政资历,孔大人都属于苏轼的前辈。

后面的欣慰出于:朝廷派孔大人来,应该是觉得密州治理得不错吧。倘若这假设成立,苏轼作为前任太守,就有可能更上一级台阶。

这是歌功颂德的切入点。

也是驰骋想象的平台。

席间七嘴八舌。有人明说太守天赋异禀,政绩斐然,昔年仁宗帝的“未来宰相”之许,或者就在不久的将来应验;有人暗示王安石虽然官复原位,但他刚愎自用,独断专行,再次铩羽是早晚的事;有人乘着酒兴,擎杯预邀恩宠:太守指日高升,在下等还望多多提携……

苏轼呢,自然也是浮想联翩。一方面,他深知朝堂深似海,恰如月殿“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另一方面,他也看到眼前隐隐露出转机,王安石一度被黜,说明变法弊大于利,再度起用,症结在于朝中无人。因此,自己能否“致君尧舜”“会挽雕弓如满月”,关键在于皇上的态度。皇上啊,皇上!

甭管怎样,觥筹是愈来愈交错,兴致是愈来愈热烈,人人眼里都有星河在闪烁。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对酒当歌,慨当以慷。这一筵直开到凌晨,更交五鼓,鸡啼三遍,方才散席。

众宾客俱已醉得七荤八素,闹不清是玉盘从天上飘下来,还是酒杯从手中飞上天——各自着佣仆搀扶而去。

唯有苏轼,千杯不醉(自谓“大醉”,乃托词也),头脑反而愈来愈清醒。他抬头望月,那月似乎也来就他,悬挂在不足百仞的西天。他按捺不下起伏的心潮,索性抓过一支毛笔,在一方宣纸上,倾情挥洒“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写罢掷笔,那将隐未隐的月轮,仿佛也应答般的晃了三晃。

宋神宗尔后确实看到并且看懂了苏轼传达的信息,感慨他“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材实难,不忍终弃”,动了擢拔之念。只是,这不是当年,也不是改岁,而是八载之后(写到这儿,禁不住为大宋的新闻传播之慢一声长叹)。苏轼已从徐州、湖州一路放逐到黄州,鬓不是微霜,而是华发萧萧;职务不再是太守,而是微不足道的团练副使(1079年在湖州任上,因“乌台诗案”遭贬黜)。

虽说书生老去,宦途失落,苏轼并没有消沉,就在黄州,他写下了“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如果宋神宗此刻断然起用,机会还是大大的有。遗憾呀遗憾,宋神宗碍于朝中变法派的坚决反对,仅仅将苏轼从黄州换到离京城较近的汝州,职务不变。

更为遗憾的是,打小就欣赏苏轼文学才华的宋神宗,因为推行变法不得不和苏轼划下楚河汉界的宋神宗,经过两个七年“辨材期”的考验终于认识到苏轼人才难得的宋神宗,作出上述意在过渡的调动后不久,惜哉天不假寿,英年溘然晏驾。

等待苏轼的,依然是坎坷复坎坷,那“千江有水千江月”的婵娟,还得持续陪伴他的无眠。

“不应有恨”,是啊!站开了看,站远了看,无寝,无寐,恰恰是他创作的激发器、文化的电磁场。苏轼之可爱,之可贵,正在于他睡不着觉时就仰观银汉,神游太清,他就在这种“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的反复憬悟中,窃得天缘、天机、天道,从而找到自己在碌碌风尘的最佳方位。

回到本文主题,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的政治隐喻,说实话,跟读者没有多大关系,你了然于胸诚然好,雾里看花也无所谓,丝毫不影响它直击人心、自成妙谛的大美。苏轼选择了“碧海青天夜夜心”,而“碧海青天夜夜心”也形塑了苏轼。他接纳了无眠,活出了永恒。令我想起20世纪20年代初刘半农在伦敦创作的《教我如何不想她》,歌词中的“她”,你理解为刻骨铭心的情人也好,理解为游子心头的故国也罢,唱起来一样深情婉转,如痴如醉。奥秘何在?用今天的眼光看,就是政治和艺术的水乳交融,出神入化,浑然一体。

相关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