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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远远地看看自己

孔灏

古离别

少年在柳荫里系马

他的白衣飘飘

舞动绣楼上的心事  和天涯

春来无事。所以多出桃花

多出燕子  多出流水

也多出落霞……

这美景良辰

快呵———

可惜了秋千架旁  那人不在

一川的烟草是墙

满城的飞絮是墙

庭院深深

再深,就深到墙外的歌声里了

一转眼

三十八啦

真不好意思  再提自己

只好说:

快看快看

那还乡的少年  是不是

孔灏的儿子

注:此诗发表于2008年《诗刊》,并入选2009年第17期《新华文摘》等。

对于一首抒情短诗而言,如果不是针对特定的社会事件,或者对于作者本人有特殊意义的话,在没有标明创作时间的情况下,恐怕天长日久之后,即使是诗人自己也很难准确说出具体写作时间了。不过,《古离别》绝对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那必然是写于2006年———诗中写得明白:“一转眼/三十八啦/真不好意思  再提自己”。

南宋诗论家、诗人严羽《沧浪诗话》有云:“唐人好诗,多是征戌、迁谪、行旅、别离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行走在征战、贬谪、商旅和别离的路上,生命中的漂泊感和孤独感都会油然而生,这看似因境而生的具体感受,其实建立在更为深刻、也更为隐秘的全人类的生命体验上:在无边无际的空间和无始无终的时间中,每个人都像一粒微尘一样被命运的狂风上下左右着、四处流荡着,每个生命都时刻处于不确定之中,每个方向都将终结于没有方向。我是谁?谁是我?我最终会走到哪里去?我们,这一生的意义是什么?整个人类,需要什么样的人?又需要什么样的我?哲学也罢,宗教也罢,都是因为这种追问而产生,并且,也都因为这种追问被赋予意义;由此而产生的,当然还有诗歌和各类艺术。实际上,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说:“如果说宗教对人类心灵起着一种净化作用,使人对宇宙、对人生产生一种神秘感和美感,对自己的同类或其他生物表示体贴的怜悯,那么诗歌在中国已经代替了宗教。”在林先生看来,宗教无非是一种灵感,一种活跃着的情绪。但是中国人并没有在宗教里没有发现这种灵感和活跃的情绪,却在诗歌中发现了它们。所以,他的结论是:“应该把诗歌称作中国人的宗教。”

以诗歌为宗教,当然不是林先生关于宗教学的学术研究成果,而只能是他对于传统文化背景下国人性情与信仰的一种分析和推衍。不过,由于宗教本身所具备的“超越性”特点,这结论也就体现了林先生关于诗歌也存在着“超越性”的思考。何为“超越性”?简言之,即通过人的自我超越,实现人的超自然性和超现世性,最终达成人的主体意识复归并得到神性的完善。以此类推,也可得出:后人之于前人、今日之我之于昨日之我,在特定的条件下必然也具备着内在的“超越性”特点。那么,一个人是如何超越自己的呢?古人中,把这话说得比较直接的圣贤当数庄子。其《庄子内篇齐物论》开篇即说:南郭子綦靠着桌子坐在那里,仰首向天、缓缓吐气,那漠然无神的样子就好像忘了自身。陪站在他眼前的学生颜成子游向老师请教:“老师这是怎么啦?形体固然可以让它如同枯木,心神难道也可以让它如同死灰吗?您今天靠桌而坐的样子,跟往昔的情景大不一样啊。”子綦回答说:“偃,这个问题,问得好啊!今天我把自己丢了(今者吾丧我),你知道吗?”好一句“今者吾丧我”,让两千多年以来不计其数的读《庄》者和修道者身心俱失、奉为圭臬!当代学者,一般将“吾丧我”译作“忘我”。在我看来,译作“把自己丢了”,可能更近庄子他老人家的本意:因“忘我”就一般意义的理解来看,仍属于精神层面的动态感受;而“把自己丢了”,则可能更清楚、更准确地描述出身心俱失的已臻之境。

按《尚书》所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其中,“诗言志”句被朱自清先生称为中国诗学“开山的纲领”。而陆机《文赋》之“诗缘情”说,更是在“诗的觉醒”之后让“人的觉醒”更加突出和鲜明。多因“征戌、迁谪、行旅、别离”而“感动激发人意”的诗歌,之所以被林语堂先生“称作中国人的宗教”,无疑正是因诗歌所蕴含的其“情”、其“志”,能够让人“把自己丢了”。如《击壤歌》之“帝力于我何有哉”,是把上天或帝王对于自己的控制力或赋予自己的行动力给丢了;如荆轲之“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是把自己的生命给丢了;如陶渊明之“欲辩已忘言”,是把自己的语言给丢了;如欧阳修之“此恨不关风与月”,是把自己所望过的月亮和所吹拂着的夜风给丢了;如陕北民歌之“面对面睡着还想你”,是把自己日夜萦怀的所思所想给丢了……

《古离别》也是一首想要出入于古今、最后也把自己给丢了的诗。那“在柳荫里系马”的“少年”是唐人绝句或宋人曲词中的一个画面,也是一个当代诗人对于过去时光的诗意描摹;而“绣楼上的心事”“和天涯”,应该是曾经的感动和理想。春天,桃花,燕子,流水,落霞乃至秋千……这些删除掉艰难困苦和蝇营狗苟之后,经由自然和生活向所有的人展示出来的幸福与美好,终于让人丢掉了多少不堪的自己啊!是的,现在,且让我远远地,看看那个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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