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

2022-05-12 10:31 来源: 新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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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向东

这些年，我陆续读了一些人物传记，听了一些古典名曲，又做了一些笔记。时间精力有限，智识文化更是有限，这些动辄八百上千页的大部头，和阳春白雪的高雅旋律，品味起来很不轻松，但最终令我收获颇丰。

巴赫的《D小调恰空舞曲》开头，以一声裂帛象征人们来到世上最初的啼哭，而后欢乐与悲苦交织，希望与绝望纠缠，最终归于平静。尽管海菲茨的演奏蜚声乐坛，但我首推米尔斯坦的版本，激情而不滥情，克制而又绚丽。布索尼改编的钢琴版则在巴洛克的基础上，融入浪漫主义的情感冲突。罗素说过，人生应该像条河，开头河身狭窄，夹在两岸之间，河水奔腾咆哮，流过巨石，飞下悬崖；后来河面逐渐展宽，两岸离得越来越远，河水也流得较为平缓，最后汇入大海，与海水浑然一体。巴赫-布索尼的《恰空》不正是这样吗？

向死而生听马勒。爱德华·塞克森在《古斯塔夫·马勒》中写道，“从马勒的音乐和个性，我们能窥到悲怆和戏谑两种情感的融合，种种情绪的瞬息万变。”当初听马勒的《D大调第一交响曲》，到了第三乐章，低音提琴奏出葬礼主题，随后却是犹太风格的欢快舞曲；接着你沉浸其中怡然自得，葬礼主题又不期而至。这或许就是马勒的精髓——悲与欢随意切换，生与死无缝对接。阴晴圆缺，如影随形；悲欢离合，祸福相依。

除了音乐，我同样挚爱书籍。花了几个月，我断断续续读完了886页的《加缪传》，如同告别了一位感情深厚的老友。

众所周知，萨特与加缪是一对挚友。他们曾经翻脸，可什么叫翻脸？不过是换一种方式相处，并不妨碍萨特思念他、思考他：“他那倔强的、狭隘的、单纯的、朴素的人道主义情怀向我们时代里那些广泛而丑恶的秩序发起了未必明智的挑战。但也正是通过这些顽强的抗争，加缪在我们这个金钱与马基雅维利主义盛行的世界中重新确认了道义的存在价值……”

读《加缪传》时，我常常想象，在他生命最后的那一天，他加热、发光、笔直地冲向死亡。他随风而逝，被风摧毁，像转瞬即逝的种子然而又是造物的太阳。这就是真正的“人”，面对漫漫无涯的人世，流星般辉煌地度过短暂的辰光。

《告别的仪式》虽不是萨特传记，却是萨特生命中最后十年的真实写照，因为作者是波伏瓦。波伏瓦，一个极大地影响了我三观的女人。年轻时她向我展示了生命的另一种形态，让我能够稍稍挣脱小儿女的心态，去宽广地看待人世间的情感。她对萨特怀有母性，但绝不牺牲自己；她与他相互依赖，又各享自由；他们携手一生，又相互成就。那个波伏瓦笔下日渐衰老的萨特，那个生命不息恋爱不止的萨特，那个怀揣人文理想与威权战斗到最后一刻的萨特……这本书其实是波伏瓦与萨特共同思想的结晶。

读《里尔克传——鸣响的杯子》，发现这位我喜欢的大诗人带有些“巨婴”特质。莎乐美于他，集师、友、母、爱人于一身。每当他才思枯竭、生活拮据时，他便向她求助，一封封信笺向她飞去。其实，不少男性艺术家都有类似莎乐美这样带有强烈母性的红颜知己——一如梅克夫人之于柴可夫斯基，乔治·桑之于肖邦，克拉拉之于勃拉姆斯，甚至波伏瓦之于萨特……正应了歌德那句名言：“永恒之女性，引领我们上升。”

“请永远不要忘记，孤独是我的命运，我决不能需要任何人，因为我一切的力量都来自离别……我恳求那些爱我的人也去爱我的孤独……”里尔克如是说。

去年十月初，夏日渐远，秋阳正好。我终于读完尤金·奥尼尔澎湃激荡又痛苦难熬的一生。忽想起卓别林曾为他的妻子，也是奥尼尔的女儿乌娜写过一首诗：“我的心就如同这张面庞/一半纯白，一半阴影/我可以选择让你看见，也可以选择坚持不让你看见/世界就像是个巨大的马戏团/它让你兴奋，却让我惶恐/因为我知道散场后永远是/有限温存，无限辛酸。”想来这位喜剧大师对人生的悲剧性领悟与他的岳父、悲剧大师奥尼尔息息相通。可惜奥尼尔因18岁的女儿乌娜嫁给54岁的卓别林而勃然大怒，与他们断了来往。

我也读约翰·厄普代克。黄仁宇说厄普代克的作品让他觉得作者很悲观。厄普代克却说：“我当然是乐观分子，否则绝不可能写得如此悲观。”可以理解为只有乐观的人更有勇气承载悲伤，更有勇气描摹悲伤吗？

我也喜欢俄罗斯“黄金时代”的作家。据说托尔斯泰和契诃夫彼此赞赏，也相互吐槽。托翁曾惋惜地对契诃夫说：“安东啊，你为什么要搞戏剧呢？莎士比亚已经够烂的了，可你写得比他还烂！”上帝才知道托翁眼中好的戏剧是什么样的！

前些年，老爸的好友童道明先生出过一本《可爱的契诃夫》。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读契诃夫？借童道明先生对《樱桃园》的评价可以回答——“这个时候，再看《樱桃园》，就会发现，它启发我们要懂得多愁善感，要懂得在复杂的、热乎乎的感情世界中徜徉，要懂得惜别樱桃园。”我们热爱契诃夫，热爱他对人间的悲悯与善意。他深邃而仁慈，不虚无，不荒诞，在我们孤独的道路上永远投下一束温暖的光影。

2021年11月11日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200周年。年轻时，普希金是我心目中俄国作家的No.1，现在我心中的排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后两位可以互换，陀氏不可。

这两年，我重读了两遍《卡拉马佐夫兄弟》，以及《白痴》《罪与罚》，还有约瑟夫·弗兰克写的陀氏传记。最近又找出《群魔》来看，因为加缪曾将其改编为话剧，而被誉为“二十世纪的巴赫”的肖斯塔科维奇也为书中的一个人物谱写过《列德比亚金上尉诗四首》，并说出“在我们脏的时候爱我们，不要在我们干净的时候爱我们——干净的时候人人都爱我们”的名句。

188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准备写《卡拉马佐夫兄弟》第二部，却得急病而亡。不过，我们仍可以用书中阿廖沙的话来宽慰自己，宽慰眼下及未来不可知的艰难时分——“最要紧的是，我们首先应该善良，其次要诚实，再其次是以后永远不要相互遗忘。”

为什么要读陀氏？今天纪念“这些人”有什么意义？用我读过的一篇文章里的话来回答——陀思妥耶夫斯基留给世界的遗产，不仅仅是横跨文学、宗教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写作能力，在今天，当我们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其实也是在纪念，一个人肩担命运的重负，直面生活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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