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仨好

2022-04-14 10:55 来源: 新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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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志坚

就在这个清明，96岁高龄的袁伯伯走了。闻此噩耗，伴随泪水的，是无尽的回忆。

为躲避抓壮丁，父亲14岁就远离家乡，到300里外的许都当学徒。这里的两位师兄，一位就是袁伯伯，另一位是纪伯伯。

袁伯伯是当地人，纪伯伯则来自县城，都是读过中学的洋学生，而父亲读的是私塾，又来自农村。但两位师兄都特别关照这个小师弟，三个人朝夕相处整五年，处得就如同亲兄弟。

随着刘邓大军席卷中原，小哥仨也被卷入时代的激流。最终，两位师兄留在当地，父亲跟着部队到了南京。从此天各一方，但情谊却从未中断。

在当时，他们也算是小知识分子，又生逢那样的激情岁月——袁伯伯五十年代后期就当上了宣传部长，纪伯伯随单位内迁西安，也当上了干部处长。而父亲却命运多舛，1957年遭遇第一劫，降职降薪，从此厄运不断。

但两位师兄待父亲一如既往，也从不因身居要职而有所避讳。父亲出差去许都，必住袁家，袁伯伯还总陪着父亲去四处探望当年的老友。纪伯伯出差来南京也住在我家，至今家中还珍藏着一张合影，他怀中抱着的，正是襁褓中的我。

哥仨关系有多铁？纪伯伯成家稍晚一点，两个孩子各取了一个师兄弟孩子的名字，以至于在一起时前面要加“大”或“小”，否则不知喊的是哪一个。连我们三家的亲朋好友，也都知道这个佳话和背后的兄弟情分。

十年动乱，无休止的批斗让父亲不堪忍受，想一了百了。有一天，他把我拉到墙上挂着的地图前，一脸凝重地对我说，如果哪一天爸妈都不在了，你就去找袁伯伯和纪伯伯。当时的我，当然听不懂这弦外之音，却明白在父亲心中，两位师兄远胜自己的亲兄弟，是唯一可托付之人。

所幸，父亲最终没有走上那条决绝之路，却也未能逃脱悲惨的厄运。1970年，父亲带着全家下放回原籍。

途经许都，已被下放郊区劳动的袁伯伯连夜赶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袁伯伯，是个比父亲还要高的大个子，亮脑门，虽然正在被批斗，仍难掩领导干部的气魄，说话中气十足。当得知父亲此刻的境遇，他一下子沉默了，握了又握父母的手，转身又特意伸出大手，握了握我的小手。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握手，那温暖，至今仍浸润在我的心底。

那天，袁伯伯陪着父母，默默地坐到很晚才告别。后来听袁妈妈说，因为父亲的遭遇，袁伯伯一连几个晚上，彻夜辗转反侧。

就在落户农村后的第一个春节，失落困窘中，竟意外收到了袁伯伯的30元汇款。同样意外的，还有来自纪伯伯的汇款。自此之后，总能时不时地收到他们的汇款，过年更是必汇。要知道，那个年代，都是一元一角精打细算地过日子，即便两位伯父工资不低，却也并不宽裕。尤其纪伯伯，家中三个孩子、两位老人，一寄就是数十元，这是多么的不容易！

雪中送炭的不仅仅是汇款。我的第一本《新华字典》，便是袁伯伯寄来的。为此我专门写了一篇作文，题目就叫《新华字典，我最亲密的老师》。前些年遇到一位当时的同学，他还提起此事，说一个南京下放的小学三年级学生的作文，被附近中学老师拿去在课堂上朗读，至今还在当地传为佳话。可以说，正是这本字典，开启了我后来的文字生涯。

同样难忘的还有一件事。纪伯伯单位里有很多南方人，过年专门设法从东海舰队调运了一批当时在北方很稀罕的咸带鱼分给职工。纪伯伯他们却舍不得自己吃，又寄来给我们，包裹中还有同样紧俏的白糖。等收到时，硬邦邦的带鱼划破了白糖的包装袋，那又甜又咸还有点海腥的混合味儿，成为我记忆中最难忘的“年味”。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面对落难者，太多的是避之犹恐不及。而来自两位伯父的帮助且长达六年之久，如同黑暗中仅有的光亮，绝望中仅存的信念，支撑着父母走过那漫漫的长夜。

个人的命运，总是伴随着国家的命运而跌宕起伏。随着1976年10月的那一声春雷，父亲终于重获新生。自此，走过风雨的哥仨，相互走动得更密切了。

有一次，父亲具体说起艰难时刻两位兄长的帮助，袁伯伯和纪伯伯这才知道，对方也一直在以同样的方式，默默地接济着师弟——真正的不约而同！这更让父母感动不已。

袁伯伯性情豪爽，口若悬河，说起当年率团晋京汇演，曾受到周总理接见并宴请，高兴得哈哈大笑。而纪伯伯却寡言少语，性格内向。有一年经南京到武汉，父亲带我送他上船，待走过长长的舷梯回到码头，却见他仍站在船舷前目送着我们，一脸的忧伤。父亲说，你知道纪伯伯刚才跟我说了句什么，他说这一别，还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再见面了。

母亲因而常说：这哥仨性格迥异，不知怎么会处得这么好。父亲笑语：有缘。再就是，都是好人。

晚年的父亲回首坎坷一生，常难免慨叹：当年如果不来南京，仍和袁伯伯纪伯伯他们在一起，就不会走这么多弯路，而且该是离休了。因而在我心中，一直以为袁伯伯是享受离休的，直到前些年偶尔说起，才知道并非如此。

原来，当年正式填写干部履历表时，意气风发的袁伯伯觉得，开国大典这一天最有纪念意义，就把参加工作时间填成1949年10月1日。到了八十年代初统一审核确认干部离休身份时，他正好被抽到组织部具体抓这项工作。组织部老领导于是发话，老袁的历史我清楚，大军一来就参加革命了，让他再找两个人加上我，三个人证明一下按离休办。

袁伯伯却说，这样办，人家岂不认为我在利用职权改档案，坚决给拒绝了。待到后来退休与离休待遇差距越来越大，组织上再次让他找证明人办更改手续，他说:别再麻烦了，不就少享受点待遇吗，我已经很满足。

袁伯伯确实心态特别好，十年动乱中曾被打伤了腿，有很多年都难以行走，拖着伤腿四处求医。终于治愈后，坚持运动不止、读书不辍，年过八旬仍每天步行八公里，年逾九旬还每天读《二十四史》。哥仨中，他年纪最大、身体也最差，却是最长寿。

袁伯伯的离世，让母亲特别感伤。因为疫情，这几天只能电话和微信联系，说得最多的就是袁伯伯。就在刚才，夜已经很深了，年近九旬的母亲还断断续续发来很长的微信，最后一句是：这样也好，他们兄弟三个，在天堂里又可以在一起了。

是的，在另一个世界，老哥仨终于又在一起了……

泪水，不禁再一次模糊了我的双眼。想起两位伯父，想起父亲，那一幕又一幕让我再也难以入眠，于是在手机上写下他们的故事，想说的是：人生在世，尤其在困难的时刻，该怎样珍视友情，该怎样待人、做人和做事。

哥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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