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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钢铁妈妈”

朱 健

妈妈89周岁了,这两年她身体断崖式地病变。去年,医院诊断的结果是,她罹患阿尔茨海默病,处在中重度阶段,根据测试的结果,她现在的记忆力只有一分钟。此前,妈妈又摔断了大腿。大小便失禁,半瘫痪,种种不幸的磨难,都降临在了她的身上。

然而,透过妈妈沧桑错乱的言行,我仍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那一代人曾经的青春、理想和奉献。

妈妈是苏州人。1950年,十七岁的她从上海参加解放军,被分配到新疆军区。那一年,新疆军区派出了一支由老红军何光吉领队的先遣队,为筹建八一钢铁厂打前站。妈妈,是300人组成的先遣队中唯一的女战士。

今天的我们无法想象,当年中国边疆的一座钢铁厂居然汇集了全国最优秀的人才。原国家副主席王震将军,是八一钢铁厂筹备组的组长,而担任副组长的甘祖昌将军,就是小学课本里不当将军当农民、让百姓敬佩称颂的传奇人物。王震将军还亲自请来了大名鼎鼎的中国钢铁前辈、留美专家余铭钰先生。老厂长黄沙,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北洋工学院的高材生,赫赫有名的八路军“兵工大王”。解放后,他放弃高官职位,带领一家人,到新疆创建八一钢铁厂。

炼钢炼铁,是重体力的工作。“大哥”们,给全厂所有的大小领导,定下了铁规矩:凡是领导,都必须在生产一线亲自带班。当时,国家有限的财力都投入了抗美援朝,新疆很缺钱,搞建设更缺钱。王震将军号召,全体人员节衣缩食,不拿工资搞建设。于是从1951年到1954年,整整四年的时间,没有人领过一分钱工资,四年间,大家扛着国家的大活,出着自己的大力,国家管个饭,就行了,其他的一切都不要!

想想,妈妈那一代人,为了国家,多够意思啊!

我出生的那天,妈妈在参加劳动竞赛,爸爸在炼铁高炉值夜班。晚上,妈妈肚子疼了,就一个人挺着大肚子,去了厂医务所。等爸爸下了夜班,穿着一身脏兮兮的军装赶到医务所时,我已经出生了。

医生毫不留情地责怪起来:没见过你这样的男人,让爱人一个人来生孩子!爸爸只有急急忙忙地跑到军人服务社,用津贴券兑换了一包饼干,算是妈妈产后补养了。

妈妈在我出生后的第十天就去上班了。她每天上班时,把我往床上一放,拿被子当围栏。白天,她要从厂里跑回家,给我喂几次奶。有一天,妈妈回来喂奶,发现我不见了,顿时天旋地转,见了爸爸大哭:我们儿子没有了!接着一屁股瘫坐在地上。就在爸爸拉妈妈时,无意中看到了在床板底下熟睡的我。一个婴儿,爬到了“悬崖”边上,重重地摔了下去!

这件事被留美钢铁专家余铭钰先生知道了。他和爸爸都是浙江籍上海人,加上在边疆知识分子本就稀少,两人间有一种天然的熟稔。余先生硬让爸爸妈妈把我放在他家,白天由他的家人照看。钢铁厂的领导看到这个情况,扎扎实实地为年轻的爸爸妈妈们办了一件好事——成立了一个新单位:八一钢铁厂托儿所。

从此,我们这些孩子,都结束了白天被锁在家里的历史,成了八一钢铁厂托儿所第一批“元老”。

到了1957年,毛主席提出要用十年时间超英赶美。超英赶美的主要指标,就是钢铁产量。真正能作为国家钢铁战略主力军的,正是八一钢铁厂这样的大企业,这是能在鏖战中,刀刃见光、攻坚克难的顽强之师。

面对囯家下达的任务,全厂上上下下的请战书、决心书,像雪花一样飘来。除了炼铁炼钢等生产一线的突击队举起拳头宣誓外,厂领导还请了两个“特别人员”上台表决心。一个是托儿所的马所长,她代表托儿所表决心,为了让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打好钢铁战役,所有的孩子都可以24小时全托,她一定当好所有孩子的妈妈!还有一个是总务科科长,他表决心,要将热菜热饭送到生产一线,让将士们吃饱吃好,还要给托儿所的小朋友,按“小灶”标准做好饭。小朋友们吃不好,拿他是问!

这些领导们,不说那些空洞的大话,把有限的资源化作最温暖的动力,把一线将士的心,年轻的爸爸妈妈的心,感动得暖暖的!

朝阳升,夕阳落。七十年,弹指一瞬。创建八一钢铁厂的那一代理想主义者们,陆陆续续地离开了人世。黄沙厂长、赵子星书记走了,父亲走了,马所长也走了。天,慢慢地黑。夕阳残晖下,妈妈坐在轮椅上,沉默不语的时间更长了。

本来,与新疆老朋友通电话,是妈妈最开心的事情。可罹患阿尔茨海默病后,她连电话也不会打了。她脑子稍清楚的时候,说的都是六七十年前在新疆的事。这也是她思维的天马,挣脱痴呆的羁绊,纵横奔驰,跳跃回到新疆大漠的时刻。

去年初,八一钢铁厂的工作人员打来电话,要求妈妈把党组织关系从新疆迁到上海。我告诉他,我妈现在半瘫了,脑子也坏了,把一个近九旬的“脑残”老人的党组织关系迁出来,不是多此一举吗?可这一举,对妈妈非常重要啊!他们那一代人,把这些关系看得非常重!在她的思维世界里,经过七十多年的沉淀、凝结,这组织关系,早已转化为她与老战友、老朋友、老同事之间,最重要、最美好的情感丝萦!

工作人员也很无奈,说这是上级传达下来的文件规定。趁着清晨妈妈脑子最清楚的时刻,我只好将八一钢铁厂的要求,告诉了她。妈妈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她很严肃地问我,八一钢铁厂不要她了?我说不是,只是让你迁移组织关系。妈妈又说,领导同意了吗?我说,你都快九十岁了,老厂长、老书记如在世,都是一百多岁的老人了。他们都已经走了。

妈妈若有所思地想起了什么,突然像小孩一样,撇起了嘴,哭了起来。

人,一生最珍贵的是什么?是生命中的贵人,是青春的记忆,是难忘的友情!这些最珍贵的记忆,有着特殊的能量。它能激荡到痴呆大脑的深处,使深情的思念,跃出脑沟,冲破泪闸,泪流不止!

妈妈边哭边说,老书记一直要求,要把八钢建设好!我是党员,要听老书记的话!

我知道,我与患病妈妈的这种穿越时空、场景错乱的对话,对劝她迁移组织关系是没有意义的,只能勾起她更深的怀旧和伤感。我只好向八一钢铁厂如实反馈了一名老党员在生命暮年的真实心情。

现在,妈妈每天坐在轮椅上,貌似在看电视,实际上她眼睛看不清,耳朵听不见,脑子更是傻傻的,完全是一个失去正常思维、失去生活质量、虚度光阴的耄耋老人。就是这样一个人,却一直要求我,把电视调到新疆卫视频道。

去年“七一”,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新疆卫视里,播放着新疆各地领导给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的画面。妈妈是有着68年党龄的老党员,为了让妈妈高兴一点,我大声告诉她,她也有一枚这样的纪念章。

妈妈的眼睛,仍木讷地傻看着电视,毫无反应。其实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爸爸妈妈就是“勋章大户”了。从我记事起,我们家就有一个铁盒,里面装有大半盒各种勋章,我认字,就是通过这些金光闪闪的勋章认识的。什么党员先锋、劳动模范、青年标兵、建设突击手、时代先锋、三面红旗,如此等等。

见妈妈仍然无动于衷,我想,难道妈妈对勋章已经审美疲劳了?我又对着她耳朵,大声告诉她:八一钢铁厂还给受勋的老党员配了两袋米、两桶油,米和油,我们顺手就给了帮她代领纪念章的朋友。

突然,她问我:王国祥也领到纪念章了吧?这位王国祥,是与妈妈一起从上海参军的苏州同乡,也是她的入党介绍人。

我和护理妈妈的浦阿姨,看到这一幕,感到很吃惊!我入党也47年了,我这个健康的大脑都已经记不清谁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了,妈妈,一个老年痴呆的大脑,听到自己也有一枚纪念章,没有感觉,对米和油,更没有感觉,但她竟然挂念着七十年前的战友,她的入党介绍人!

这是什么超级魔力?这是妈妈那一代人的情义、热血和生命凝结的特殊魔力!妈妈的思绪一定又回到了她对“大哥”们,对老战友、老同事的深深思念,又回到了他们那一代理想主义者朝阳一般的激情。

天,慢慢地黑,随着夕阳余晖,慢慢地模糊了起来。我要把妈妈毕生生活的点点滴滴记录下来,这既是对老一辈的伯伯、阿姨和父亲深深的怀念,也是对“痴呆”妈妈深深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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