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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边疆的醒起

【连网】  农耕文明的诗意,牧童短笛是其名场景。给“借问酒家何处有”的客官遥指杏花村的牧童,“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牵牛,还有“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哪儿去了”的小英雄王二小,是中国最著名的三个放牛郎。新近出版的孙正楼所著长篇小说《放牛郎》,塑造了一个更为丰富鲜活的上世纪六十年代苏北水乡小放牛郎孙山的形象,这本书是一本厚重的放牛经和沉重的时代记录,拂去歌中唱的牧童生活“白云飘,看牛吃草,乐逍遥”的美好幻影,放牛的辛苦和时代的压力充满了文字,努力生活自我激励寻求超越的小主人公孙山,最终靠自己的奋斗向上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1963年,是我的伤心之年。这一年,我的读书梦碎,辍学回家成了放牛郎”,这是小说开篇第一句,才十二三岁的孙山小学毕业未考上初中,他的放牛郎生涯开始了。六月天,刚天亮,就被父亲吼起放牛吃露水草;深秋下晚电闪雷鸣中放牛,狂风暴雨,从头到脚没有一点干爽的地方,雨水贴身流淌;冬夜牛棚看牛,守着牛拉屎撒尿,睡不成觉;初春耕地,水田寒彻肌骨。老牛倌鼓励他:“小子,你不要想到冷,你不想就不冷了。春天耕地,总有一点,熬熬也就好了。我们种田的,就贵在一个熬字”,小小年纪,孙山就承担了严酷的命运,在生活的摔打中煎熬,在乡村社会的人际纠葛中长大。孙山善良聪颖,好学上进,也有儿童的玩心和幼稚,比如刚开始放牛时,和同伴玩耍,牛吃了庄稼都不知道;还竟然想用干草扎上牛尾点火烧来驱牛争斗比试高低;被人为难了,他也有小小的记恨心。但他的本色是懂事和责任心,他在穷困劳苦中自立,不但会放牛,也学会了用牛,成为合格的牛倌;又一直坚持学习文化和艺术,保持向上的力量,还积极参加文娱汇演等集体活动,敢于讲真话,热心帮助人。小说结尾,孙山冒着生命危险,用火把分开正在决斗的发情牯牛,避免了两头犍牛两败俱伤,维护了集体的利益,成了政府树为榜样的“苏北小英雄”,也因而再次获得读书的机会。

《放牛郎》在今天可以说是励志的成长小说,其实小说的框架是建国初期的小英雄叙事。作者孙正楼这一代人建国后出生,他们的小学课本中就有《鸡毛信》《刘文学》《小英雄雨来》等作品,小英雄叙事也是当时儿童文学的主流叙事,这些作品中的小主人公们处在与阶级敌人斗争与自然斗争的第一线,除了年龄与生理的幼小,他们的精神和意志都是成人化的,他们的行为由他们的政治身份决定,单一的政治观念主导下,故事的展开依托越来越激烈的外部矛盾,外部矛盾冲突的顶点是小主人公的生死考验———这些小英雄的神坛,为革命、人民、集体利益献身或献身性选择让这些小主人公成为英雄。我们在《放牛郎》中也看到了观念性的政治话语: “‘四清运动’以无比磅礴的气势,震撼着农村中每一个人的心灵,他对农村干部的震荡是无与伦比的,每一个人都要在这场运动中接受洗礼和考验”,但由于作者对历史事实的尊重,遵从历史的实际,所以这本小说也就没有变成一个单一政治观念的宏大叙事,先验的观念受到真实世界的抑制,小说反而呈现了政治时代人们的政治压力和自我挣扎,甚至表达了反思性的觉醒。村民李大发对干部不问收成只管收统购粮提意见,被打成坏分子管制劳动;生产队长尤铁原来是大队长,大跃进时不说假话被撤职;1957年,响应号召提出批评意见的民主人士打成异己分子,老党员副县长周亮基为之鸣不平,被打成右派押回原籍监督劳动。这些事实让读者感受到那个时代的不正常。孙山回乡后参加劳动,敢于说真话,也屡次走上政治的钢丝绳,他执笔帮贫协组长李吉给公社写意见书,反对铲光路边沟河边的青草搞草泥塘而让牛没草吃;他还帮尤铁出主意,搁置了上面领导要求生产队快立冬了补种麦子的瞎指挥;即使是他舍命斗疯牛的事情也遭到严格的政治审查,被严查背后有没有阶级敌人搞破坏,因孙山和周亮基有来往而更遭猜疑。阶级斗争为纲下的政治压力自始至终笼罩在小说叙事中,而叙事本身又在消解这种极左政治的合理性,孙山加入大队文娱宣传队排演小戏《官水东流》,参加公社文娱汇演,一片叫好声中,就因为戏中塑造了一个副书记腐化变质的反面形象,审戏的公社党委副书记给扣上丑化党的领导的帽子;孙山放的牛吃了二队的庄稼,被扣留,二队贫协组长张大德为集体不放弃原则,坚持要孙山赔一百斤玉米才放牛,孙山的父亲带了二十只鸭蛋上门赔罪,“张大德的原则性显然十分可笑,他收下了鸭蛋,群众的意见就不再那么重要了”,神圣政治下包裹了个人的权欲。这些叙事的展开,让“‘四清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政治运动”这样的政治话语成了反讽。我们再回头看小说的开端,孙山未能考上初中,其原因是考语文时把自己的作文草稿给了有好感的女同学杨静,孙山失学后的磨难自然成了对作弊的补过和情欲的救赎,也正是这个情欲意义上的情节动机的发动抑制了政治化的观念演绎。

孙山的成长并不仰赖于僵化的教条,是生活指引着他的人生。孙山的父亲年轻时初春使牛犁耙老沤田落下老寒腿,发作起来,疼得不能睡觉,整夜跪在铺上,用拳头拼命捶打,天一亮,又拿上农具出工了。孙山的母亲息事宁人,处邻居有理无理先认错,扣牛事件后,张大德上门请孙山用牛给他的自留地翻地,孙山记仇,不肯去,他母亲拿起牛绳就抽他,“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针尖大的心眼,为这一点事都和人家记仇,以后普天下都是你的仇人了,你以后还怎样做人?”耕完地回家,母亲还教育他“你真是个不晓得进退的孩子,小肚鸡肠,将来成不了人物,都叫你这样,以后连走的路都没有!你叫人家没面子,你就有面子了?”父母身上中国农民的刻苦耐劳克己谦让教育着孙山,家边的农人们如耿直的尤铁、急公好义的李吉等也影响着他,小伙伴陆大林的父亲陆益达给他讲“命乃天定运在己为”的道理,给他“不坠于平庸”的自发行为以自信和自觉。孙山不但接受着民间传统道德文化的滋养,还主动从周亮基这样政治身份另类的知识分子身上接受士大夫文化的熏陶,他跟周亮基借阅《离骚》《古文观止》等古代文化经典。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放牛郎》成了那个政治时代中国错综复杂的乡村文化的深描,揭示了传统的深沉的承续。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放牛郎》并不是政治观念控制的工具性书写,而是主体性的生产,孙山身上强烈的个体意识正是这种主体性的体现。《放牛郎》中放牛吃草、赶场碾谷、套牛犁地、牛歌号子等地方知识的丰蕴,都是这种主体性的体现,都是对作为单一总体性的政治观念的突破。

《放牛郎》是好读的,书中生动地展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乡村生活图景,准确地揭示了其阶层与权力结构,细腻而可信地塑造了李吉、尤铁、李根根、尤晓燕、陆大林等众多人物形象,既有那个时代“四清”“文娱汇演”等典型事件,又有婚丧嫁娶乡邻吵架等乡村生活的记述,刻画人物都有给人深刻印象的细节,比如李根根调戏女同学得来的“一毛钱”绰号,比如李吉把不幸去世的妻子的白骨从坟中挖出搬回家中陪伴自己,比如民兵集合夜里巡逻,《放牛郎》凝聚了作者七十年乡村生活和大半辈子写作实践的积累,确如著名作家范小青称许的是一部“难得的佳作”。

在一种总体性时间之外,众多的生命被放逐。每一个人的写作每一次的写作都是时间边疆的醒来,是大众对自我历史主权的捍卫,《放牛郎》正是这样的醒起之作,期待这样的众声喧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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