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古今麻将牌

2021-04-21 14:49 来源: 连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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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安仁

闲来读史书，增长知识，读出中国是文明古国。赌博可谓也是古国的“文明”之一。赌具的发明在中国已有3000年的历史，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然盛行于当今的主要赌具麻将牌呢？明代有一种四人玩的纸牌，名谓“马吊牌”，共120张，也有“碰、嵌、和”之类的打法。据说这种纸牌那是麻将牌的前身，至清代中叶以后逐渐变为麻将牌。如此追本溯源，寻踪认主，那麻将牌少说也有好几百年的光辉历史了。

前人也有《麻将铭》云：“艺不在精，有钱则灵，人不在多，四位则行。斯是清娱，惟麻将经，断么独听门前清，海底捞月杠上寻坎心。可以健精神，活脑筋，有昼夜之娛遣，无男女之区分。四圈现胜负，得意勿忘形。赌鬼云，何厌之有？”

吴文晖的《赌徒》诗就说“相唤相呼日征逐，野狐迷人无比酷。一场纵赌百家贫，后车难鉴前车覆”。他将赌博比喻为迷人心窍的狐狸精，使人万劫不复。

林先生的《射鹰楼诗话》也认为“人心风俗之坏由于赌博，士农工商弃其业而受其愚，每轻生自尽，或为盗为娼”。他认为赌博有害于世道人心。这种见解似乎更高人一着。

史家笔下，诚如明代的灭亡，固然有吏治腐败、宦官专横、强敌入侵等诸多原因，但盛行之赌博使吏治与社会风气进一步腐化，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如宦官魏宗贤不忠不贤，早年就在赌场中输掉了生殖器，后来阴错阳差做了太监，使得明朝更难见光明。明末的大臣，不少人均是“瘾君子”，连宰相周延儒也是如此，他曾奉崇祯皇帝之命去巡边，这位钦差大臣威风八面地刚出京门，就派飞骑驰回都城。百姓以为边疆大事不好，人心惶惶。谁知却是“飞来飞去，立限京城取纸牌”。所以，清初学者，诗人吴伟业竟认为明朝是灭亡于“马吊牌”。

明清已矣。近百年来，包括打麻将牌在内的赌博之风在中华依然盛行不衰。维新派领袖人物梁启超虽然最后迷途知返，和麻将牌一刀两断，但他也一度沉迷此道，且说过“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的名言。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胡适，曾写过一篇题为《麻将》，他认为中国人的国戏则是“麻将”。只有麻将则“日新月盛，没有一点衰竭的样子”。因为痛感打麻将牌将是“可以亡国的大害”。胡适不禁痛心疾首地呼问：“我们走遍世界，可曾看到哪一个长进的民族、文明的国家肯这样荒时废业的吗？”

惩治赌徒，史有记载：早在战国时代魏国的魏文侯相李悝编纂的《法经》中，就有太子赌博处以笞刑三千的规定，可见贵为太子，也没有法外之权；秦代李斯制造法律，对私下设赌的官民“刺黥”，即刀刺额颊等处，再凃之以墨，等于验明正身，示之于众；唐代聚众赌博的“杖一百”，轻则两股或两腿皮开肉绽、脓血淋漓，重则小命或老命不保；宋代初期更是严厉，明令规定：“凡坊市有赌博者，俱行处斩，邻居庇匿不报者，同罪。”

敝人并不提倡做苦行僧或禁欲主义者。若打麻将牌作为一种纯粹的娱乐和消闲，节假之日，茶余饭后，偶尔为之，也并无不可。安享晚景的老年人不妨以此自娱。有位退休老干部赵君隔天就去社区棋牌室摸次麻将，只带杯水，不带现钱，均以扑克牌充当钱币。且听他的“赢牌经”：麻将这个东西本身就决定了，互相拆台，方可制胜。正所谓盯住上家，堵住下家，勤放烟幕，慎吃妙岔。你不是等“条儿”开门吗？我偏打“饼儿”呀“万儿”呀的，就是不让你“开门”；你不是等“2饼”“够牌”吗？我就打“条儿”呀“万儿”呀的，就是不让你“够牌”。概括其心态便是：“我要赢。假如我赢不了，你也别想赢。”因此，对群众性的打麻将牌这一娱乐活动，也不可一言以“毙”之。

如果发展到“全民皆兵”，无日无夜、不眠不休地大赌，那就令人忧虑了。君可知，现实生活中，年高的“瘾君子”，逢做庄，手气好，来个自扣“清一色”、抑或“七大对”、抑或“十三不靠”。天助我也，乐不可支。故令人唏嘘慨叹的是，这种兴奋过度，奋不顾身且奋不顾生，导致因心脏病或高血压猝发而“牺牲”于麻将牌场的，以身殉古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名训者。岂不悲哉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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