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网】 “我迷恋写作，始于12岁。那年是1949年，苏州解放的那一阵子。写给自己看，这让我觉得很过瘾。”在位于苍梧小区的家中，已逾八旬的周维先回忆道，“然而，这一晃，70多年过去了。当时的少年心境已然不在；如今的我，更乐意把很多经年的心事都倾注笔端，为我的颠沛流离、为我的喜怒哀乐、为我的爱恨情仇，完成一个小小的注脚。”
近日，连云港市第二届花果山文化奖颁布，周维先获得了突出成就奖，这既是对他文学成就的肯定，也是对他文学生涯的赞美——1956年，周维先在《吉林日报》发表了他的处女作《在给妈妈读报的时候》。那一年，他19岁。一场中东战争激发了他写作这篇反对流血祈祷和平的短文。“都说歌曲的第一句是主题。我的第一篇散文似乎也在冥冥中注定我这一生创作的主旨，让我在此后60多年的写作生涯中，与一个‘爱’字结下了不解之缘。”
“爱的包裹”与“颠沛流离”
“花落无言，人淡如菊。随着年华老去，我越来越心仪这不事张扬的流传了千百年的中国式人文情怀。”这是此前，一篇刊载在《解放日报》的书评中对周维先及其作品的评价。眼前的周维先已经年至八旬，时间在他身上已经烙下了明显的老态——花白的头发，颤抖的双手，可那眼神却时时透着文人的沉思和倔强，而在这沉思和倔强之间，的确又透出种种年轮拂过的淡然心境和人文情怀。
周维先是江苏宜兴人，却生得南人北相。老照片上的他，身材高挑，浓眉大眼，仪表堂堂，在男士中堪称俊朗，是典型的美男子。1937年，周维先出生在苏北东台，作为家中最小的儿子，他是在爱的包裹下成长的。他的童年在苏州度过，被称为东方百老汇的苏州北局是他常常出没的地方，因为那里是个电影院、戏院集中的地方，苏州电影院、大光明电影院、开明大戏院、东吴书场等，都是他放学以后必去的地方。“三岁的时候，不太会看电影，但上学以后就开窍了。《战地钟声》《魂断蓝桥》《居里夫人》等令我在大荧幕前流连忘返。那时候家里不可能给你那么多钱去看戏，我就蹭戏。比如说‘荣军’，也就是从前线打日本人回来的那些兵，受了伤的看戏是不要钱的，我就跟着那些当兵的，拉着他们的手进去，蹭戏就成功了。再不济，就是被戏院杂工拉着耳朵给拽出来。这段生活成全了我的梦想，从那以后就有了戏剧梦，电影梦。”周维先回忆道。
周维先的父亲是辛亥革命军人，母亲是名门闺秀，二人皆重视子女教育，家中有许多藏书。偶然的一次，他打开了父亲的书箱，《大人国 小人国》等天马行空的小说便展现在他的面前，从此他便迷上了外国文学名著和中国现代剧作。在位于草桥的苏州图书馆，他徜徉在陈白尘、田汉、洪深、宋之的剧作世界里，开始了最初的艺术创作幻想。
不过好景不长，战事发生，他和家人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从四岁就开始到处漂泊的周维先，自认为不仅习惯了流徙的生活，而且越来越见异思迁，越来越喜新厌旧，似乎动荡才是最常规的生活，搬家才是最正常的营生。“我的前半生，到了姑苏便把生身之地东台抛诸了脑后；进了上海，立马淡忘了古雅宁馨的水巷；再回到苏州，十里洋场，随即被记忆压扁，成为一张明信片上的花都。”周维先说，随着家境的变化，他和父母家人不停地搬家，转学，6年中上过5所小学。不止周维先，他家里的每个人都曾历经沧桑，这沧桑来自社会历史的变迁，来自人性的偶然与选择，也来自旁人的助力或逼迫，来自不可捉摸的“宿命”———周维先把他们写了下来，写下了他们的颠簸；记下他们的叹息……
在苦难面前，书香门第出身的母亲是周维先永远的回忆———上世纪30年代，汉口大水，银行倒闭，母亲积攒下的一点钱一股脑全泡汤了，但母亲没有落泪；十年后，客居东台的家院被日本飞机炸平，全家变成难民，落荒而逃，母亲也没有流泪；又一个十年后，一家人落魄于本溪，在冷气煤烟混杂的狭小空间里，母亲落下了哮喘的病根，她还是没有流泪；上世纪60年代，父亲罹患绝症，一年后去世，母亲硬是没在晚辈面前流一滴泪。
一年中，她日渐消瘦，直至骨瘦如柴，却从不见她哭泣。直至父亲去世的第二年，当周维先将母亲送到杭州，与他的大姑三姑相见，母亲才跟父亲的妹妹们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周维先回忆至此，感慨说道：颠沛流离的前半生，让我收获了更多人生体悟，这些都成为我日后文学创作道路上的人生积淀……
“长春”与“鄂尔多斯”
在中国计量大学教授、《连云港文学》编辑部原主任李惊涛的记忆中，周维先有一副深沉的好歌喉。听他在联欢活动中用低沉的男中音唱起《月亮代表我的心》，你会相信，他的情也真，他的爱也真。你看见他在喜庆场合喝酒，会须一饮三百杯，无法不惊诧于他的海量，折服于他的豪爽。不过，你在吊唁场合不容易见到他，盖因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苦难给他的人生刻痕太深。不过在此之前，他也经历了一段人生的暖色。
1949年，苏州解放，周维先一路跟着解放军入城，记忆中大街上满是各种扭秧歌的画面，很是热闹。他看到解放军文工团都在演活报剧，他也写了个活报剧《暴发户的下场》，这个被他称为“胎死腹中的处女作”，也正式开启了他的创作之路。1954年周维先考入东北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开始走上与文学更加亲近的道路。
当时的长春早已成为闻名遐迩的电影城，而东北师大也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艺术家们常来常往的去处。这让他拥有了和电影艺术家们近距离接触的机会，更加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东北师大给了我们很多文学启蒙，而且我们学校紧挨着长影，他们那里的导演、编剧等，会经常来跟我们联欢。他们有时候拍电影还请我们去当群演，比如说我还参加过一部叫作《如此多情》的喜剧电影的演出。”说到这里，周维先露出久违的笑。
“受他们的影响，那会我就开始尝试写电影剧本，因缘巧合，被那些编剧看到，然后拿去阅读，这给我很多机会提升自我。”周维先回忆道。比如当时有个著名编剧张天民，他看了周维先的剧本后，专门把他叫到长影的职工宿舍一起研讨，给了他很多鼓励。到了19岁时，周维先在《吉林日报》上发表了他的处女作《在给妈妈读报的时候》。这篇作品反映了周维先反对战争、祈祷和平的思想情感，也奠定了他一生的创作主旨——爱。
可是伴随着毕业分配，他的人生开始从“暖色调”变成“冷色调”——鄂尔多斯，是周维先受伤最重的地方，也是他一生一世都回味不尽的去处。1958年秋，年仅21岁的周维先大学毕业，来到了鄂尔多斯业大、师范、师专任教；背对家乡，把青春慷慨地泼洒在大漠草原长河落日之间。直到1963年调入内蒙古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文联。在此期间，他遭遇了异乡环境的恶劣，人心的嬗变，文革的冲击，几度浮沉。直到1973年，周维先才返回江苏，当时他已经身心俱疲，伤痕累累，创作之路也就此断歇。
那时，正是文革结束前后，文化人纷纷寻找失落已久的自我，周维先也是如此。“39岁，再不写，更待何时？”于是乎，他重新拿起有些沉重的笔，怀着殉情般的决绝，重新开始了自己的写作生涯。“妻子曾经问我：如果没有调回江苏，你能不能写这么多作品？我几乎不假思索脱口而出：不能。那么鄂尔多斯呢？鄂尔多斯是不可或缺的。江苏和连云港更是不可或缺的。鄂尔多斯把我磨砺成男人，而江苏将我锤炼成作家。”周维先说道。
可是那会，他一时不知该如何说起。一天，管剧团的局长对他说，给京剧团写个本子吧。就是这个提议，让他重新振作。“那是一个滴水成冰的冬天。工人村里，我那20多平方米的土坯房，蜗居着祖孙三代。只好从锦屏磷矿招待所借了一间对着桃花涧的大房子。”因为寒冷，他就像一个困兽在里面转来转去，又是搓手又是跺脚，硬是把自己折磨得苦不堪言。最后一个月后，以他在鄂尔多斯的经历为雏形、以女主角名字命名的《月亮花》诞生了。
在周维先看来，《月亮花》是他戏剧创作生涯的“发轫之作”。此后，这一剧本改成了京剧、歌剧，交响曲，获得了极大反响。要知道，歌剧《月亮花》在南京人民剧场由江苏省歌舞团首演。这是粉碎“四人帮”后江苏省第一部自己创作的大型歌剧。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周魏峙对剧作的文学性和浓郁的民族风味颇为赞赏。当紫色天鹅绒帷幕在鄂尔多斯婚礼歌舞中徐徐落下时，周维先流泪了。而妻子也风尘仆仆从连云港赶来，跟他分享那个难忘夜晚。
实际上，自1958年毕业后被分配至内蒙古，周维先在那里生活了15年，已成为他的第二故乡，骨子里刻下了对这个地方的无限眷恋。1999年，周维先偕妻子，与电视剧《小萝卜头》的导演李路一起，踏上重返鄂尔多斯的路。这次重回内蒙，也激发了他动笔创作的念头，60万字的电视小说《鄂尔多斯婚礼》（又名《鄂尔多斯之恋》）喷薄而出。“作为写内蒙古的作品，《月亮花》是我的发轫之作，《鄂尔多斯之恋》是我经年之后的成熟之作，我更喜欢后者，它可以说是浓缩了我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
“欲望年代”与“人性嬗变”
在周维先的记忆里，有段趣事：《月亮花》公演半年后，江苏省歌舞团付给他100元稿费。100元再加上大半个月工资，他在新街口花了148元买了一台电风扇，兴冲冲扛回连云港。“有了它，辗转难眠的长夜炎夏，再不会在床板上描绘一幅幅汗水印染的大写意了。”周维先诙谐地说道。不久，市文化局又奖励他一盏日光台灯，那高悬在头顶的日光灯泡，让他更加开心，因为有了这些灯，“再也垄断不了他黯淡的夜晚了。”
与此同时，泛政治化的时代渐行渐远，极左路线奄奄一息。周维先记得1981年那个春天，比金秋还要丰盈———在中山陵11号，听忧郁的汪流讲主流电影结构，幽默的李天济讲喜剧电影，严肃的张骏讲为钱袋服务的好莱坞，法国电影专家何振淦讲与好莱坞南辕北辙的欧洲电影。在此之后，周维先的文学之路也走得越发踏实。而他在创作纯文学作品甚至是影视剧作品时，内心总有一条主线牵连——从《当我们年轻的时光》所呈现的泛政治化时代爱的悖论，到《夏之雨冬之梦》《生命的秋天》主人公不得不面对欲望年代人性的嬗变。
1994年，周维先创作的电影剧本《早春一吻》被搬上了大荧幕，这部在当年被称为“拍摄成本最低”的电影，一举获得了第1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评委会特别奖。著名电影评论家梅朵在颁奖典礼上说，他喜欢《早春一吻》那种纯洁的生命魅力，让他感受到了生命的律动。这部电影还在新加坡、美国举办的“中国电影节”展映。“《早春一吻》原本并不是我擅长的题材。因为我对儿童这个群体没有过多研究，包括我的孩子，他们的童年都不是在我的身边长大的。我都在外地，在内蒙古，回来以后他们都已经长很大了，所以儿童题材我不是很熟悉。”为此，周维先去了很多聋哑儿童学校，去观察儿童的行为和语言，当面交流了解他们的心理，才准确把握住孩子的特征，写出了这部至性至情的精品。
值得一提的是，1999年，周维先又根据解放战争时期最小的烈士宋振中的事迹，创作了电视剧剧本《小萝卜头》。该剧播出后一举斩获当年的中国电视剧金鹰奖、全国电视剧飞天奖。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王干曾评价道：“《小萝卜头》无论题材还是艺术风格，在江苏电视剧创作中，都是一次突破。”而该剧播出时恰逢新中国成立50周年，北京电视台作为献礼片在黄金时间隆重推出，中央电视台四个频道连续几年多次播映，成为复播率最高的电视剧之一。此后的周维先一发不可收拾，将所有的情感都倾诉在了笔端。
2017年，周维先将60年的创作精华集于一身，推出了《周维先自选集》十卷本。这套丛书封面素雅，朴素低调，却记录了时代变革中，一家人经历的不同人生。一个个家庭故事，拼接起一个个时代的截面，看尽了“生命百态”。实际上，不难看出，在《周维先自选集》中，所有篇章几乎都与爱有关，流露出真思想、真性情、真见解。“苍茫之爱”一章追忆那些远逝的亲人。当然，这其中肯定有悲伤苦痛，也有家国情仇。捧读之时，很多读者时而为文中人物命运的沧桑坎坷所牵挂，时而为周维先真诚炙热的情怀所感动。
“随着时代的变迁，物质生活的丰富，人们却感到真爱难觅。横行无忌的物欲把人们的精神世界推向荒漠化的边缘。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无法规避的严峻课题。”周维先希望同行们通过作品引导人们追求真善美，把匆匆赶路时丢在身后的灵魂找回来。而他一直以来的创作，都遵循着这个母题——作为国内第一部为残疾人群体发声的电视剧，《花开有声》引起热烈反响，至今仍在复播。再到《鄂尔多斯婚礼》那个民间舞蹈家生死不渝地老天荒的坚守，以至于《早春一吻》中残疾人暗香浮动的无言之爱，在生存困境中升华为人间的至情至性……这一切都离不开他贯彻始终的母题：爱。
“在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苍茫中，我追寻生命的原始。在精神的王国里，生命不源于神秘莫测的大海，不源于雷电中野性的山林，艳阳下蛮荒的原野。生命始于爱。爱生一，一生二，三生万物。于是，有了你，有了我，有了关于爱和恨的戏剧。”周维先在《鄂尔多斯婚礼》的序言中如此写道。而在他的自选集总序中，他更是如此表述：“我是爱的儿子。我因爱来到人间。也将为爱绝尘而去。于是，我用爱，用生命，用灵魂，用一个又一个白天和黑夜把一篇又一篇关于爱的故事写在了流水之上。”（张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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