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试的人生

2020-11-09 10:38 来源: 连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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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网】大学时，我是个很“叛逆”的学生。

不同于青春期少男少女那种“荷尔蒙过剩”的生理本能，我给我的叛逆设定了颇具说服力的行为学理论基础。就像革命党在揭竿而起时，通常会有一个革命理论宣言。这个基础，就源自我对应试教育的憎恶。

不过，高考前我倒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书呆子，自我封闭，少言寡语，对考试的分数和名次有着近乎本能的狂热，这多少源于我出身贫苦人家的自卑以及对改变命运的那种渴望；以至于多年后，我的高中同桌见到我，还会调侃：当年你那种“死读书”的感觉，让我们都害怕你会成为马加爵那类人物。

他们会将我与马加爵联系起来，我表示理解，毕竟高中三年，我对学习的“热爱”近乎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以至于“学霸”热衷的“三点一线”，于我而言，并不准确，我有时连食堂都不去，颇有点“人狠话不多”的味道。那时，谁都不会把我跟“叛逆”联系起来，相反，我该是班上最“乖”的学生。因为我长期垄断班级第一，年级前几名，有时部分科目还会冲击一下县区第一。每每此时，代课老师都有种掩饰不住的自豪感，“看，这是我带出来的好学生！”

就像前述提及的，我的极大转变，源自考上大学后。老早我就知悉，中国的大学是个“严进宽出”的存在，莘莘学子压抑了三年的少年天性，在踏入象牙塔时，会全面爆发，这种征兆早在高考结束时就已显现———大家集体撕碎书本漫天狂撒，相拥呼号。那时候，为了与这段荒诞青春告别，我象征性地撕碎了英语书，曾眉头不展的“忧国忧民脸”，也渐渐有了血色。我还发誓：这辈子与“应试教育”不共戴天。

但我太天真了，我迎来了“应试教育”的变种。我进入了中文系学习，女生扎堆（同班男生只有四人）的地方。本以为这是个烂漫天堂，殊不知，我忽视了一个客观存在：“女生的应试思维和行为惯性是长于男生的”。而当班里所有女生都自发地将这种思维和行为贯彻下去———想想看，每天早上懒散地走到教室，你竟看到一大堆女生在埋头背书，那种“恐怖记忆”瞬间就转化为了“生理性”的。

在这些同学当中，自然不存在所谓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但这种情状让我联想到了电影《发条橙》里的“发条人”。何谓发条人？任凭别人摆弄、拉扯发条，不能根据自己的意愿行事。但我的同学或许更甚，他们会自己给自己上发条，而且觉得天经地义。这种联想或许有“夸大”之嫌，最多算作“对高中生活节奏的惯性延续”，会有所改观的。但四年下来，我发现我错了。我很不适应。尤其是每到考试阶段，令所有同学都狂热的事，就是授课教师会不约而同地拿出专门时间“划定考试重点”，而且“重点”会划到“以什么样的考题出现”这等细节。

这种“人性化关怀”或许是中国大学特有的存在，其出发点其实与传统的“应试思维”是相悖的——正因不再以“应试”来作为研判学生优秀与否的唯一标准，老师也会就此放松下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给你“考试通过”。可是，这种行为在那时的我看来，却也有种“绥靖”的意味在里面，即“姑息主义”。

“考试”虽在一定程度上沦为象征性活动，却仍是各种评奖评优的最大参考标准——奖学金发放、入党名额推选、学生干部提拔等，无一不直线挂钩。试想，当学生凭借“应试”获得高分，并获得诸多奖励。这对于一些“有想法的同学”，本能厌恶应该更甚。于是此后的我，只要是老师画出的考试重点，我一概不听不记；到了考试阶段，凡是我知道的正确答案，一概写错；很快，我就沦为了班里倒数第一。当然，在此之前，为了证明我不是个“学渣”，我“顺从”地考了一次高分，拿了一等奖学金。但也仅仅那一次。

如今，我已毕业多年，在一家地方纸媒供职，对于大学时代的那种叛逆，至今看来，仍感到自矜。当然，经年的阅历，也让我时时感念：毕竟不再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学生了，“成家立业”的俗务，时刻压制着那颗睥睨凡尘的心。最关键的是，你还会遇到那种似曾相识的经历——纸媒的没落，让每个曾怀揣新闻理想的记者，不得不为生计发愁，会想尽办法赚取工分；倘使你不想着为稻粱谋，就会轻易跌出“先进榜”，年底评优或许也与你无缘。

这像极了高中到大学时，那种依靠“应试”换来应有的成绩和进阶。

啊呀，人生原来就是一个又一个“应试”。

想到此，不禁想赞叹，我大学那帮同学，还真是早早看清了生活真相。（叶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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