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网】□ 张晨晨 朱礼勇
“我15岁参军，在战场上几乎死过三次，居然活到今天。每每想到那些在枪林弹雨中牺牲的战友，我还活着，深感荣幸。”赵维德边说边脱掉鞋子，漏出被切除全部脚趾的双脚，“这是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身负重伤，独自一人躲在山洞里七天七夜，脚上的肌肉都冻死了，只好切除。”
赵维德，出生于灌云县中正（现为海州区板浦镇中正社区），1949年拖着要饭棍参加了新四军。部队整编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部队第九兵团第26军77师野战部队231团冲锋号手、通讯员、警卫员、侦察兵；参军十余年，身经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上海、抗美援朝等战斗数十次，身负重伤十多处，先后做过11次开刀取弹片手术，曾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一次。
扔掉讨饭棍，加入新四军
一头花白的银发、一双目光炯炯的眼睛，一副高大挺直的身板……虽然身经艰苦岁月的创伤，饱尝峥嵘岁月的磨砺，但赵维德老人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谈笑风生，让人很难把他与89岁高龄联系在一起。“我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老家位于灌云县东辛乡中正街东头赵刴。我的父母生了五个子女，我排行老三。”
在赵维德的儿时记忆里，家中十分贫寒，上无片瓦，下无立足之地，一家人借住在人家的屋檐下。家里只有二亩洼地，年年遭受水灾和旱灾，几乎颗粒无收。据赵维德介绍，姐弟五人唯有他上了两年洋学堂。可惜在他九岁那年，家里发了场大水，许多人无法生活，就连野菜、草根、树皮都被人吃光了，同时也辍学了。唯一的出路：只有外出逃荒要饭。经历了这番悲惨的讨饭生活后，在1946年，他的人生迎来转机——当年，新四军解放了新安镇，机缘巧合之际，年仅15岁的赵维德扔掉了讨饭棍，就此找到了“家”。
第二天一大早，赵维德就随着部队南下了，部队经过涟水、滨海，到了盐城，开始整休。没有几个月，部队北上，一直开到山东扎营。刚到山东的时候，部队接到上级命令——开始整编，八路军、新四军等部队，统统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当时我被编到华东部队、第九兵团第26军77师野战部队231团。在新四军教导队里，我的任务是打腰鼓搞宣传，到了野战部队231团时，因部队里缺少号兵，领导人叫我学习吹号当号兵。后来，我被调到二营当通讯员，那时我已经十六七岁了，经过部队大熔炉的锻炼，什么都不怕了。”此后，赵维德还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九死一生，甚至还荣立三等功，那一年他才16岁。
没去“打台湾”，参加了“抗美援朝”
1949年5月份，上海市全部解放，赵维德被调到团通讯排工作。时隔不久，他又被安排给团政委当警卫员。新中国成立后，他并未休息，而是连夜参加部队集训，为“打台湾”做准备。“10月1号当天，我们还开展了庆祝活动。头天夜里，部队就紧急集合赶往上海市中心跑马场，等着天亮开大会。当时跑马场上好多部队啊！天上还下着毛毛雨，会后，我们又到电影院看了电影《白毛女》，之后顶着小雨跑步回到营地。”赵维德回忆，当部队吃过午饭后，又接到上级命令，把他们的部队调到吴淞口北靠海边住下。
那会，他们又开始大练兵，赵维德和战友们天天身背加重包，在海里游泳。后来又乘快艇在海上冲浪，快艇时而向上冲，时而俯冲，一上一下，大幅度地颠簸，每个战士都头晕而呕吐，有的胆都吐破了。后来又在海边拉上铁丝网搞爆破演习，从海里下船登陆，炸铁丝网，冲上岸边追歼敌人。后来又到吴淞口码头，选最高楼房挂上软梯上下攀行，又上了坦克车在黄浦江里来回运动，这些训练都是为了解放台湾特意准备的。
可赵维德没想到的是，台湾没打成，他们反而踏上了抗美援朝的道路——1950年5月份接到上级命令，做好一切准备随时随地出发去打台湾。当时每个人都发了干粮，大约有五斤重的油炸饼，接着部队开到吴淞口就上了大轮船，往台湾方向开。当轮船走了大半天后，又接到上级命令，返回吴淞口，部队下船，全军集合开大会。
会上，陈毅司令员讲话：同志们，我们还要继续进行大练兵，要开到大后方去练兵！就这样，赵维德跟着部队又转战山东滕州，时间不长又坐着闷罐车开到了关外安东部队训练。此间，他还被批准入党。
直到1950年10月份，赵维德所在部队接到命令，“立即出发，轻装前进！”全体将士们都把背包、衣服、鞋子等多余东西留下，交给留守处统一保管。“当时我们虽然不知道具体原因，但都能预感到部队又要打一场大仗。”这之后，他从首长的讲话中才得悉，“抗美援朝”战争要打响了。
为了不饿死在阵地上，曾到敌方“抢”吃的
在抗美援朝时期，志愿军的物资就比较缺乏，时值冬季，气温低寒又折磨着志愿军的意志。实际上，当时我军也是想要去送物资的，但因为一些客观原因就导致送不过去，比如说领空的问题，当时新中国才成立不久，仅有的飞机也是缴获来的，空运难度大；再加上公路运输的道路也被敌人炸毁了，所以运送物资这件事情就变得更加困难了。
“与其饿死在阵地上，不如到敌方抢吃的。那时候，志愿军战士们都这样要求。”赵维德回忆。后来，首长决定组织小分队乔装改扮深入到美国鬼子阵地抢东西回来吃。实际上，部队多次组织人员到美国鬼子阵地抢吃的。那会，赵维德年纪小，只参加过一次。
他们都是在深夜出发，而赵维德在深夜摸鬼子哨所时，还亲手杀了一个鬼子哨兵。“我连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因为不把他杀死，反过来就会要我的命。就这样，我们才勉强解决暂时的温饱问题，为我们后方提供食物赢得了宝贵时间。”赵维德回忆道。
赵维德还经历过无数次的“九死一生”。有一次，赵维德所在部队通过朝鲜三波里接近黄草岭时，团长命令他给二营送信，他刚翻过一座大山头，进入山涧中的一条小路时，被美军飞机发现了，敌人三架飞机轮流用机枪向他袭击，第一架敌机冲下来对着他打了一排子弹后，第二架敌机又飞过来对准他开枪，紧接着是第三架。“飞机飞得很低，我清楚地看到飞行员，飞行员也看到了我。当我发现飞机冲下来对准我开枪冒火光时，我就猛地躲进路边树林里。第一架敌机打过后，我迅速盯住第二架敌机再盯住第三架敌机。”
就这样，敌机向赵维德开枪有三个多小时，不知开了多少枪，消耗了多少发子弹，始终没打着他。最后，敌机向他扔下两颗燃烧弹，就飞走了。燃烧弹非常厉害，就连周围带雪的树木都被烧着了，他衣服上也着了火。“我眼疾手快一头钻进路边树林雪堆里，不停地打滚，好不容易才把身上的火熄灭。当我听不到飞机声，才从雪堆里爬出来，继续送信。”
因侦察任务遇险，全部脚趾都被切除
1951年1月，赵维德被调到侦察连当侦察兵，当时首长命令侦察连组织一个小分队潜伏到黄草岭飞机场摸清情况，准备攻打飞机场。侦察连共抽调10人乔装改扮，赵维德就是其中之一。还有两名会说美国话朝鲜人民军战士，上级要求三天把机场所有情况搞清楚，并绘制好作战地图，“其实我们只用一昼夜时间就完成了任务。”
就在他们完成任务的当天下午，要离开机场时，机场人员开始吃饭，赵维德他们也混入其中。当时一个小分队里有个姓聂的战友想多拿几个面包，在互相拥挤时，把一个美国鬼子的头盔挤掉了，发生争打。“我们因急着离开机场就没有多啰嗦，作了让步。”赵维德回忆，“当我们撤出机场不远，鬼子就追上来开枪袭击。当时我的右大腿被打中负了伤，，但我仍然坚持跑了二百多米，翻过一座山头，班长发现我受伤，就和另一名战友架着我跑，才把敌人甩掉。”
小分队的战友轮流架着他继续往前走找部队，但部队接到命令紧急撤退了，没有找到。赵维德的腿伤的很重，实在走不动了。班长当即决定，把他先放进一个小山洞里休息，等他们找到部队再来接他。“可是我在山洞里等啊盼啊，一直等了七天七夜也没人来接他，七个昼夜只吃了几个面包。前两天饿了，还能爬到洞口吃点雪，后来连饿带冻，再也爬不动了。整个人就是蹲在冰窟窿里，浑身冻得直打哆嗦，心想只有等死了。”
然而，就在第八天的时候，山洞顶上跳下来两个朝鲜人民军，进洞就把他扶了起来，虽然互相说话不懂，但他们知道我是人民志愿军侦察兵。他们检查了赵维德的身体后，拿起他的冲锋枪，向他挥挥手就走了。到了下午四点多钟，他们来了三个人，用小牛拖着一副担架，把赵维德送到驻扎在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军58师收容所，后来由收容所用一辆大货车把21名志愿军伤员运走。汽车开了一天两夜才把他们送到中国边境接待站，下车时，车上只有四名伤员活着，其他伤员连冻带饿都死在了车上。
边境接待站连夜把他们活着的四名伤员送上火车，运到长春市第三军医大学医院。第二天，赵维德就进入手术室进行了手术——他的两只脚前半部分全部切掉，同时从腿上取下了两块弹片。“当时腿里打进了九块弹片，其余的弹片都打进了骨头里，至今也未取出，一到阴天下雨，十分难受。”赵维德在医院住了五个多月，因前线转下来的伤员太多，又把他们一部分伤员转往西安市第六陆军医院，到院后就立即开始检查治疗。
当载着他们伤员的火车进入西安火车站时，站台上鞭炮齐鸣，锣鼓喧天，人山人海。
在那次战斗中，赵维德荣立二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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