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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地红花 光荣绽放———海属妇女抗战追记

【连网】( 策划:徐勤飞 郝忠军 撰稿:金同启 张晨晨) “走走去纺纱,纺纱技术真不差,一天纺了一斤棉,支援抗战打鬼子。哎呦哎呦,支援抗战打鬼子!”在我市的滨海疗养院,90岁高龄的女新四军战士何赋亭,为笔者唱起了《纺纱之歌》,这是一首抗战年代在妇女群体中流行的歌谣。何赋亭曾是我市革命先烈吴书的妻子,1940年,她参加革命,后来参加过新四军三师独立旅新二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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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赋亭在演唱《新四军军歌》

实际上,在铁血的抗战时期,女性以其特有的柔美,为残酷的年代,送去了一抹温情。她们在尖锐、激烈、残酷的斗争中,做了许多感人的工作,取得了重大成绩,也涌现了一批又一批的模范英雄人物,杨纯、孙文治、董力生、朱平等。她们有的深入前线,奋勇杀敌;有的发动民众、拥军支前;有的血洒战场、为国捐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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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海区领导人在沭阳张圩留影。右起刘震、金明、张彦、杨纯

淮海大地上的“花木兰”

“眼前的是位慈祥的老太。她头发斑白,全部后梳,整齐而光洁,面颊上稀落有几颗褐色寿斑;肤色红润,脸纹舒展,眼角微垂,面肌有些松软,二下巴稍凸,显得亲切和善又十分健康。她身材不高,不会超过一米六———完全是一个普通老年妇女的形象。”

在我市已故作家沈涛的作品《海雨天风》中,他详细白描了一位传奇式的巾帼女性。她就是全国政协委员、抗日时期我淮海二地委书记、原卫生部副部长、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中国对外文委副主任、建国以来我国屈指可数的女部长之一的杨纯。在这个“白描”中,我们还看不出杨纯的巾帼风范,但时任中共苏皖三地委政府部长的徐禹民在回忆录中,她的另一面展现了出来:杨纯是个女英雄,常女扮男装,身穿男式旗袍,腰间挎着盒子枪,很有气魄。而她最为人称道的形象,是驰骋在苏北淮海、盐阜地区的“双枪光头女书记”。

杨纯有着“神枪手”的称号,这并非浪得虚名,她原先在宣传队时就酷爱武器,老想打枪。而在沈涛的文章中,有过这样的记述。一次司令部副参谋长来到杨纯所在的部队,当时杨纯正在练习射击。他闻听这个女主任枪法超群,就想考考她。这时正好天上一队白鹭列队悠悠飞过。副参谋长建议:“我打头,你打尾,我们每人打一只下来改善生活,怎么样?”“行!”杨纯和副参谋长两人举起枪向空中瞄准,只听“砰砰”两响,两只白鹭应声落地,大家欢呼起来。这还没完,第二枪比赛时,杨纯叫人找来一块铜板,随手奋力高抛,接着举枪“砰”的一声,紧接着听得“叮当”一响,铜板击碎落地。从此,杨纯“神枪手”的称号不胫而走。一次,在攻打敌据点时,久攻不下,三个爆破手倒在敌军炮楼中的机枪下,此时,杨纯眼红了,她充分发挥“神枪手”威力,对炮楼枪眼射了三枪,机枪顿时哑了。爆破手乘势而上,炸毁了炮楼。

杨纯充满了正义感。一次,他们住在灌云某庄,她和新四军三师师长黄克诚的妻子唐棣华住在一起。因为黄师长军务倥偬,动荡太大,他把夫人暂时交给杨纯照顾,在淮海区党委任秘书长职务,与杨纯住在一起,感情很融洽。

1939年8月13日,在杨纯东移灌云之前,日寇血洗了凤凰城,屠杀我17名无辜民众。在杨纯刚来不久的10月13日,灌云又发生了一次惨案。那天,日寇在通榆公路卡子上,逮住了21名以贩盐糊口的小贩,勒索不成,恼羞成怒,最后押到大伊山夹山口,让他们排着队,一个个用刺刀活活戳死。几天后,灌云县范圩又一件惨案震惊海属地区。

何赋亭虽然没见过杨纯,但她的丈夫吴书却与她并肩战斗过,当时吴书时任滨海大队政治委员、灌云县委书记等职。“敌寇的一连串暴行,激起了海属地区人民的极大愤怒。杨纯和吴书他们决心寻机予以反击。”何赋亭回忆道。一天探听到大伊山据点的日伪出巢向东部扫荡。杨纯和吴书分析情况后,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只能打伏击战。他们决定选择沂河边一段布满芦苇的隧道作为伏击地点。那天半夜时分,吴书就率小分队奔赴预定地点。

实际上,杨纯不光是“战斗女英雄”,在组织工作上也是一把好手。她曾执掌两个地委工作,统管着淮阴、涟水、涟东、宿迁、泗阳、沭阳、灌云、东海等十三个县面积超过二万平方公里,人口有六七百万这么大一块区域,她深感责任重大,精力不济。她除从刘少奇等领导那得到方向性指导外,也从民众的精神中汲取无穷的力量。另外,这时期她再忙,有一本书《联共(布)党史》,杨纯读了三遍,使她获益匪浅。

值得一提的是,杨纯曾与开国上将张爱萍结为夫妻,后又离婚。张爱萍之子张胜在书中描述道:“父亲的第一个爱人杨纯是一个丽达式的女英雄,她的飒爽英姿能吸引男人,但未必能做个好妻子。经过浴血奋战走入而立之年的男人,或许更钟情于温柔贤淑、善解人意的女性。”

足智多谋的“巾帼女杰”

“孙文治,这名字乍听起来,像个男的,可她却是个纤弱女子。”赣榆区老党史专家葛华首先提到了这样一位巾帼女性。“文治是取文功武治之意,还是以文德治理天下,不得而知。想来老辈给她起名的时候,是盼望她长大成人后,能干出点事业,像个男子一样拿得起,放得下。”

而她,果然做到了。

1942年3月,伪军张星三团的副官、黑林人马维贵带着两个卫兵到黑林催粮,扬言谁不给粮食就要他的命,有几家抗拒不交的都挨了打。身兼区锄奸员的孙文治,一边假意把马维贵3人稳到家里,炒了一盘鸡蛋,温了一壶酒让他们吃喝,一边飞速报告区公安特派员许文恩。许即率领县公安局5名战士赶到陈旦头村孙文治的家中,将喝得醉醺醺的3个汉奸生擒,消息传开,黑林一带人心大快。

孙文治的足智多谋人所共知。1942年夏天的一个清晨,孙文治早早起来推磨烙煎饼,给在他们家开了一夜会议的吴山分区委的领导准备早饭。突然东山头上传来一声凄厉的枪声,那是放哨的民兵报告有敌人来袭的信号。听到枪声,中共吴山分区委书记闫同科立即吩咐说:“敌人来了,大家分头组织民兵掩护群众转移。”说完便带领分区委的同志们冲了出去。

孙文治收拾好刚推出来的糊子后,正准备撤退,忽然看到里间屋的桌子上还放着一些文件和一个笔记本,赶忙进屋用包袱把文件和笔记本包好,装在一个腌咸菜的空坛子里。刚出大门,就看见日伪军已到村头,敌人的子弹从她的头顶呼啸而过,孙文治沿着墙根,一溜小跑,拼命追上转移的乡亲们,安全撤退了。

事后,大家才得知她保存的那些文件是分区委组织委员的会议记录和工作日记本,里面有许多重要的机密,特别是吴山区各村党支部负责人、党员和政治交通员的名单尤为重要,如果要被敌人搜去,那后果是不堪设想。为此,上级给她记大功一次。

在抗战时期的盐阜地区,还有一位女性不得不提,她就是李风。“1940年10月,李风被任命为当时隶属盐阜区的淮安县委书记,年仅22岁。”淮安党史专家郭家宁如是说。李风是杨纯手下一名得力助手。在一份淮安政协的文史资料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她虽是个大姑娘,但不是一般温柔胆怯的女性,她富有强烈的爱国爱民思想,确是一位胸襟广阔、足智多谋、神鬼不怕的好书记!”

1941年,淮安、阜宁一带春荒严重,农村中的贫雇农和部分中农,缺粮断炊者很多。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李风立即召开县委会议研究解决方案,并请示中共盐阜区党委批准。在借粮斗争布置大会上,李风动员道:“我们要充分发动群众,向地主、富农开展有理有节的借粮斗争。要注意一个‘借’字,但也要有斗争。这种斗争,不能强逼。各地领导要掌握分寸。”会后,她还安排编写了《开明地主主动借粮》的话剧,在根据地演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期间,有位地主不肯借粮,找到李风诉苦。李风热情地接待了他,并劝道:“农民向你借粮,因为他们现在饿着肚子。广大农民没饭吃,怎么能抗日呢?农民借粮,不会影响你家生活,秋天还要照数还的。你是淮北乡方圆几十里的有名之士,开明一些,在春荒当头之际,借些粮出来,不仅是支持广大农民,而且是支持抗日。”经过李风说服开导后,这位乡绅转变了认识,带头借了粮,并说道:“共产党伟大,在他们领导下,抗日战争一定会胜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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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子参军”的女模范

“王会长,真英雄,带头放足剪头绳。烙煎饼,做军鞋,供应八路打敌人。王会长,真勇敢,送子送女上前线。打鬼子,打汉奸,模范军属她在先。”这是一首当年在我市赣榆区流传的叫作《颂军属》的革命歌曲。

“里面的‘王会长’,就是当年滨海区赫赫有名的女英雄、女模范、将三子一女陆续送往前线打鬼子、打敌人的赣榆县第五区妇救会长王运起。”葛华讲道,她同时也是农民剧团小戏曲《送子参军》中郭大娘的原型,在那个年代,“拥军优属”也是广大妇女支持抗战的主要手段。1893年,王运起出生于厉庄镇车赤涧村,娘家姓王,取名运起,夫家姓郭。“赣榆乡俗,女子出嫁后,多以夫家姓氏配称,年轻时叫大嫂,稍长大婶,继而大娘、奶奶。”

抗日战争爆发后,王运起的家乡被八路军解放,成为抗日根据地,王运起有胆有识,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带头放脚,带头剪辫子留短发,烙煎饼,做军鞋,拥军支前,各项工作都走在前面。其时,赣榆县委就驻在厉庄一带,县委书记邱也民发现郭大娘很有工作能力,在群众中威信很高,便吸收她参加共产党,而第五区在组织成立妇救会时,大家一致选她担任会长。

1942年初,随着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县委决定建立党的地下交通站。县站设在徐山区,已解放的谷阳、吴山、金山等6区都建立了区级交通站,每站配交通员1~2人。吴山区的地下交通站设在郭大娘的家中,郭大娘送长子郭永祥担任地下交通员。

1943年11月赣榆大捷后,参战的主力部队滨海军区23团撤往吴山一带根据地休整,团部驻吴山半路村。郭大娘亲自领着二儿子郭建,到团部送子当兵,团首长十分感动,当即表扬了郭大娘送子参军的模范行为。团参谋长叶健民一眼就看上了聪明机灵的郭建,将郭建留在身边当了警卫员。

郭大娘送子参军的模范行为带动了抗日根据地大参军掀起高潮,一时间,“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八路军!”“二十三团独立营,谁参军来谁光荣”,一人参军,全家光荣,抗日军属,人人尊敬,成为抗日根据地的新风尚。

第二年春,为迎接抗日战场的大反攻,更大规模的大参军运动在全县十个区(另两个区为敌占区)轰轰烈烈地展开。“兄牵弟,儿别娘,前仆后继上战场”,“妻子送郎上前方,母亲叫儿打东洋”。全县500多名优秀青年加入八路军的行列,走上抗日战场。

“在这次大参军运动中,郭大娘把刚年满16岁的三儿子郭永胜又送到了23团,团首长这次说啥也不肯收下这个小战士,就连给团首长做警卫员的郭家老二也动员老娘把三弟领回家。”葛华介绍道,谁知郭永胜回家后,和几个要好的同学,瞒着母亲又偷偷溜到团部征兵处,报名参了军,被负责征兵的领导直接分配到了卫生队,等到团首长知道后,郭永胜早都换上军装上了前线。

1946年,郭建在东北战场攻打四平时光荣牺牲,郭大娘强忍悲痛,又把小女儿郭英送到部队,参加了军区文工团。郭大娘为了抗日,为了革命把4个孩子都送到部队参军打敌人的事迹被编成剧本演出,编成歌曲传唱,还登上了《大众日报》。

“大生产”运动的支前先锋

抗战时期,敌人频繁的扫荡和严密的经济封锁,给抗日民主根据地造成了重大损失,并带来严重困难。我市不少县妇救会、县委与县政府开展大生产运动,宣传和组织妇女投身大生产运动中去,取得显著成绩,从而度过了最困难的阶段,而在这中间,也涌现出不少劳动模范,董力生就是其中之一。

“董力生1923年出生于城头镇董青墩村,自幼家贫,其时乡俗,穷人家的女孩一般都没有名字,多以毛丫、大姐呼之。”葛华对她的身世颇为了解。董力生12岁随哥嫂到青岛某纱厂做童工,虽然辛苦,但能挣钱接济家用。

抗日战争爆发后,纱厂停产歇业,董力生随兄嫂回村,农忙种地,农闲随父兄挑盐谋生,挣点脚力钱养家糊口。1940年底,八路军解放了董力生的家乡,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共产党发展群众抗日组织,组织妇女群众学习文化,董力生都积极参加,担任过村识字班队长、妇救会会长、农救会会长。这时董力生还没有大号,村民仍习惯称呼“董大姐”。后来县妇救会长王新宇便以抗日、生产都靠自力更生为主,给她取名董力生。

1942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一年,日、伪、顽对抗日根据地实行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造成根据地严重的经济困难,军队供给降到最低标准,甚至连发霉的地瓜干和糁子煎饼都吃不上。为了战胜经济上的严重困难,抗日民主政府发出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指示,董力生积极响应县委、县政府的号召,冲破封建思想的束缚,组织青年妇女走出家门参加生产,和男青年一样下地劳动。

那时在农村,只有男人春种秋收,哪有女人下田干活的。因此一些思想守旧的人就笑话董力生是假小子。可董力生不管这些闲言碎语,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只要是党的号召,我就积极响应,于是,男的参加变工组,她也参加;男的推车挑担,耕种刨锄,她一样也不落后,甚至超过那些五大三粗的男子汉。

1943年,根据地评选劳动模范时,她被评为县劳动模范,光荣出席滨海区劳模大会,受到肖华、谢辉等首长的亲切接见,滨海专署奖给她一头毛驴,还发给奖状,先进事迹登上了《大众日报》。怀着一腔热情,董力生回家后,立即组织群众向荒山进军,她和十多个姊妹开垦了一块乱葬岗,种上荞麦,起早贪黑,整地施肥,精心管理,一季就收获荞麦2000多斤。农闲时,她组织乡亲们到海边运盐,解决根据地军民缺盐的困难,每次她都挑100多斤,劳动量超过一般的男劳力。

1944年5月1日,庆祝国际劳动节,县委、县政府召开2000多人的生产竞赛大会,会上董力生向全县劳动能手发起挑战,提出的条件是:变工组每人每天拾一筐粪,每亩地争取多打10斤粮,组织30辆小车运盐,20多人开荒,组织80辆纺车纺线织布。全县各地生产能手纷纷上台应战,有劳动模范董淑生、徐均芝、张明英,还有一个小姑娘也上台应了战。挑战、应战者在竞赛书上按了手印,请县长朱明远、县委副书记王士超担任评判员,在董力生的带动下,全县掀起了劳动竞赛的热潮。

董力生成为滨海区生产战线的一面红旗。

1945年1月11日,滨海区党委在莒南县寨里河召开滨海区劳模大会。表彰了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劳动模范,赣榆县董力生、冯位江等9人受到表彰和奖励,《大众日报》再次刊登了劳动模范董力生的先进事迹。

壮烈殉国的“姐妹花”

“刚满17岁的朱平,虽然聪明伶俐,富有斗争精神,但对社会的了解毕竟有限。在遍地狼烟的形势面前,她怀着一颗矢志报国的心,告别了亲人。”灌云县老党史专家时明安回忆道。1939年3月1日,日军从灌河口登陆,4日占领板浦。沦陷前夕,驻扎在板浦的国民党灌云县政府人员纷纷逃离。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进步青年也都撤离县城,重新聚合,朱平和张明就此走到了一起。

“朱平原名朱芳,1922年出生于灌云县板浦镇的一个小职员家庭。”时明安说,朱平自幼聪明伶俐,学生时代品学兼优。而在这时,她和高中同学张明偶遇国民党33师政治部主任,经介绍到师政治部宣传队搞救亡工作,驻在胡垛一带。“时间很短,他们便目睹了国民党军队消极抗日腐败的真面目,大失所望。此后两人便辗转找到了泰州的友人惠廉。”

在惠廉等人的帮助下,她们俩加入了新四军。“新四军的生活是极其艰苦的,但朱平和张明从不叫苦叫累,总是乐滋滋的,工作干得很起劲。”时明安说,1940年初,朱平和张明都被分配到军部直属印刷所做校对工作。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九千余人,遵照国民党军事当局的命令并经中共中央同意,移师北上,张明就在此次转移中渡江北上;但朱平的命运却与她就此割离。部队转移前,组织上考虑朱平的体质不算很好让她留在当地,但她坚决要求留下与军部同行,被编入教导总队作预备队员。6日,部队行至泾县茂林地区,突然遭到预先埋伏的国民党八万余人的包围袭击。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已有一天多未沾水米的朱平在极度疲倦中不幸被俘。

朱平身陷囹圄,化名王洋,始终坚贞不屈。她和30名被俘的新四军女战士一起,在李捷等同志组织的狱中秘密党支部领导下,同国民党特务、军警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1942年4月,朱平等人被关入上饶集中营。6月19日,国民党特务在虎山届集体屠杀了75名英勇不屈的革命志士,23日,又从赤石镇向建阳县徐市镇行进。此时,朱平因痛经走不动,被敌分队队副单独押解提前行进。“当集中营队伍走了一段路赶上她时,她蹲在马路边痛苦地呻吟。”时明安说,敌人硬逼大家赶路,而特务头子张超命令将朱平交给宪兵队处置。于是年仅20岁的朱平被姓汪的特别中队队长枪杀在兴田的公路旁。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在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张明被组织分配到阜宁县民运工作队,不仅要团结、组织妇女抗日,而且要参与工救会、妇救会、青救会的筹建工作,整日奔波,十分忙碌。10月,在原阜宁县东北办事处的基础上建立了阜东县,张明被阜东县委派往东坎镇。张明遵照县委要求,深入到作坊、群众家里和群众促膝谈心,宣讲我党的宗旨、新四军的性质和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启发群众的觉悟,增强他们组织起来的信心。然后通过骨干,互相串联,召开小型座谈会,办工人夜校,从中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为全面发动群众、组建工青妇组织做好了准备。

值得一提的是,1942年夏天,在东坎的一个偶然机会,张明还结识了新四军三师八旅兼盐阜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张池明(又名张赤民)。两人就此惺惺相惜,不久喜结良缘。“虽然没有举行任何婚礼仪式,但生活在充满生机的革命大家庭中,他们都感到无限幸福。”年底,张明被调往三师八旅兼盐阜区政治部任组织干事。但好景不长,1943年2月初,接党中央决定,新四军三师决定抽调彭雄、田守尧、张池明等团职以上干部,以及张明、吴为真等第一批女干部组成赴延安干部队。就是在这次西进途中,他们路过连云港小沙东海面,与一批日军巡逻艇遭遇。一场激烈的海战过后,彭雄、田守尧等人壮烈牺牲,而张明也不幸中弹,最终在张池明的怀中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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