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网】（张晨晨 李康雷）1959年国庆前夕，作家冰心在参观了新建成的人民大会堂后，写下这样的句子：“走进人民大会堂，使你突然地虔敬肃穆了下来，好像一滴水投进了海洋，感到一滴水的细小，感到海洋的无边壮阔。”
作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十大建筑之首，人民大会堂的面积之庞大、功能之复杂、设备之众多、体量之厚重、建造之神速，在世界建筑史上都属奇迹。而它，正如冰心所言：是由千万滴如水珠一般的中国人，汇聚而成的。
笔者在港城也找到一位参与了人民大会堂建设的连云港人。
朝阳五名参建者仅一人健在
《朝阳镇志》上提及有五个人参与了人民大会堂的建设，“张文山、刘宝生、张正化、姜秉喜、孙恒前”。而在之前朝阳街道一个文化节目《孝妇还乡》的桥段里，也提及了这五人。笔者寻着这一线索，赶到朝阳，遗憾的是，除了孙恒前，朝阳其他四人均已经去世。
枯槁的身材、瘦削的脸颊，手中的烟袋锅子老旧斑驳———81岁的孙恒前坐在自家门前的石凳上，回忆起“头六十年前的事儿”，仍记忆犹新。“当时进北京哪那么容易啊！都是要审的！底子不干净是去不了的！”他咽了口唾沫，眼中升腾起一股自豪感，用着浓重的方言腔说道：俺们那五人，都是贫下中农，三代底子都很干净，就有资格上北京啊！
当时的北京可谓万象更新，但也潜伏着不少波谲云诡的暗流。
1958年，中国的“大跃进”之风已经鼓动起来，而中苏关系却趋于恶化。赫鲁晓夫在自夸其“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的同时，大肆攻击中国的“大跃进”搞糟了，“穷得没有裤子穿”。因此，当年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会议时，提出要在经济建设方面有所突破，要搞几个经典工程，向世界展现中国的新面貌。“十大建筑”的兴建就这样提出了，并被放置在一个相当重要的地位。
“平地一声雷啊！”孙恒前说。在1958年8月，中共中央明确作出指示，要兴建万人大礼堂等十大建筑，要建得“庄严”、建得“美观”、要经得起时间考验，而且必须在1959年建国十周年的国庆节时投入使用。此时，距1959年国庆节只剩不到400天了。
完全不依赖任何外国专家的设计及施工力量，全凭中国人自己，在400天内建起10座大型建筑，这个任务究竟有多难？要知道，同时期的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建设了7年，日内瓦“万国宫”建了8年，悉尼歌剧院则用了整整14年才建设完成。
“大会堂啊，就是靠我们这堆人给硬生生建起来的。”孙恒前说，“我们那时是加班加点地干，没有一点喘气的机会啊！”不过孙恒前他们五人觉得，“是在为新中国最庄严肃穆的建筑添砖加瓦，这辈子活得也值了！”
“我是1958年12月份去的，那年我才24岁。”孙恒前回忆，当时不光朝阳去了5个，花果山乡大村还去了5个，赣榆、东海都有人去。“只是具体数目不太清楚了。”他稍显落寞，“我是队伍里年纪最小的，但现在都81了，其他人，估摸着都不在世了。”
“祖传工匠活”派上大用场
孙恒前记得他们是坐火车去的北京，“第一次坐这铁家伙！挺激动的！”实际上，他们只是这万千泉眼里的一汩，当时“汇”向北京的“泉水”真是数不胜数。
为了设计大会堂，工人、学生、教授，以及西安市设计院、清华大学建筑系等全国各地的设计单位纷纷汇聚北京，献计献策。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就提出了84个平面方案和189个立面方案———从选址到敲定设计图纸，仅用了50天时间。最终，周恩来拍板决定：它的建筑面积是17万平方米，寿命不能少于350年。
一切前期工作准备就绪，“孙恒前们”就要正式“动手”了———当时为人民大会堂的建设，甘为劳动者的群众到底有多少呢？《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做了估算：至少有10万人；按孙恒前的说法是“人山人海”。而他在这10万人里，还算是个“能工巧匠”。孙恒前祖籍赣榆墩尚，祖上就是干瓦工的，有着300多年的手艺传承。“花果山上的玉皇宫（阁），就是我老祖父参与建设的。”他精神矍铄，手掌在空中比划着；“我的手艺就是跟我表叔学的”。
在去北京前，他在朝阳一家采石场做采石工，“场里有200多口人，分了六七个组，我在第一组。”他说，刘巷、西庄两个大队里，在石匠工艺方面，没人能超过他。他记得自己被“选调北京”时的情景。“当时北京花岗石厂来了个姓吴的负责人，50多岁的样子，拿着北京市委的介绍信，到我们场里，跟我们场长、书记商量了一番。之后，没多久，我就被点名登上了北上的火车。”
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战役拉开了序幕，工人们以“某指挥部全体战士”这样庄严的身份，纷纷写下“决心书”、“保证书”、“向党的保证和誓言”，向毛主席保证：一定完成任务。而孙恒前随着大部队被分派到石料加工的行列。
“当时没有铁轨，运送建材物资时，就很费事。我突发奇想，就用石头加工成轨道，也就是用石头当作铁轨，在上面挖出一些凹槽，好方便轨道车在上面运行。”孙恒前回忆，他当时主要负责石料加工。而实际上，他还担任了大会堂前面的台阶的修正和安装，“台阶是嵌合状的，每个台阶后底座都要抠一个凹槽，再相互嵌合起来，显得结实、美观一点。”而因为有这么好的手艺，他还指导过不少其他地方的石匠。
伙食“要比在家里吃好多了”
“为了安抚我们外地工人的心，当时我的户口还迁到了北京那家厂里，粮食局也要补三个月粮食。”孙恒前回忆，在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物资匮乏的年代，当时的工酬待遇、生活水准简直“像登了天了”。
孙恒前对当时的伙食印象很深：“吃得很好。早上有面条、面包、油条、豆汁，中午有包子、馒头和炒菜。反正鱼肉、米面都有，一个星期内，还能摊上一顿饺子，一天只需要花4毛钱。”孙恒前诙谐地说，虽然他当时已经有两个孩子了，但没拖家带口到北京。“作为单身汉，我们享福了，东西是管饱吃，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而其他拖家带口的，就遭点罪，尤其青岛那边的，本身干活就不太利索，还带着家属，东西根本就不够吃的。”
而说到住宿条件，孙恒前也是一脸笑意。“我们包括大村去的10个人都是分开住宿，但都是睡的通铺。厂里当时一共住了三四千人。烧窑的，开风钻的，干石工的，都挤在这一个厂子里。”而他印象最深的，就是宿舍内有好几个大火炉子，个个都盖4斤重的被子。“甭提多暖和了”。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当时还不是“纯义务劳动”，“我们工资是一天三块钱，干了一年多，给家里总共寄了好几百块钱”。
虽然大家都是加班加点，但生活条件这么好，也就没有多少怨言，尤其在那个特定时期，大家普遍怀着“建设新中国”的崇高理想，反而还涌现出不少“名家”，“张百发和李瑞环最出名。我们当时都以他们俩为榜样呢！”孙恒前说。
孙恒前口中的张百发，后来担任过北京市的副市长，在当时的人民大会堂建筑工地上，共有20多支青年突击队，而张百发带领的是钢筋工青年突击队；当时有个口号：“学百发、赶百发，一夜就要超过张百发”。而同样在大会堂建设中脱颖而出的李瑞环，后来担任过中央委员。他当时是木工青年突击队的队长，而由他发明创制的9种简易计算表和“土公式”，代替了鲁班时代留下的“放大样”的办法，是中国建筑史上的突破。他从此成为闻名全国的青年劳模，其事迹后来还被搬上了银幕，叫作《青年鲁班》。
这么热火朝天的建设工程一直持续到国庆10周年典礼前才结束———1959年10月1日，在新落成的人民大会堂前，阅兵仪式和七十万人大游行隆重上演，以庆祝共和国的十周岁生日。而此前，孙恒前则像众多参与者一样，率先返回了家乡，遗憾未能参加典礼。“那是我唯一一次去北京，也是唯一一次出远门。”孙恒前有些落寞地说，此后，他就一直在家乡忙着工作，忙着过日子，忙着慢慢衰老。
而庆幸的是，他的工匠手艺，一直没落下。“最近两年实在干不动了才停下来。之前一直在帮着村里乡亲雕石碑、石梁，修公墓等。”他敲了敲烟袋锅子，深吸一口气：“在北京干活的时候，那边给我寄来了一份纪念品，有纪念章、奖状、照片和一些其他物件。但是……”他停顿了一下，“全被我年幼的弟弟给丢的丢，毁的毁，一件也没留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