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旧社区治理是我国城市现代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构建社会整体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性工作。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加速以及居民生活要求和水平的不断提升，老旧社区的治理短板问题日益凸显，已经成为城市文明程度提升和社会面貌改善的掣肘之一。

　　连云港市作为沿海开放城市，城乡发展较为均衡，2021年城镇化率为62.38%，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居于全国中游，社区网格化治理体系基本建成，城镇社会综合治理能力处于较好状态。尽管如此，全市的老旧小区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存在社会沉疴积累较多、新旧社会矛盾交错、人口老龄化较严重、人员收入偏低、各类社会诉求层出、社会治理模式单一和社会服务设施缺失等诸多问题和短板，对于未来的社区发展、居民生活、生态环境、物业管理、文化教育、养老设施等方面产生了较大的制约和影响，严重制约了城市综合文明程度的整体提升，也是城镇社会治理的薄弱环节和治理痛点，亟待协同共治，提升和改善老旧社区的治理机制。

　　社区治理是我国城镇治理的基石，而老旧社区则是城镇社区治理不可割裂的组成部分，也是城镇整体治理能力协同发展的关键。从目前国内外成功治理的经验和做法来看，治理机制主要集中在党的组织机制、行政管理机制、智慧网络机制、事务执行机制、社会辅助机制和法律监督机制等多条路径的改进和提升，初步形成了组织共建、事务共商、资源共联、人才共育、项目共推、服务共享等多元联动治理模式，有效撬动了多元主体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基层治理新格局奠定良好基础。

　　就当前连云港市社区现状和治理能力来看，构建老旧社区协同治理机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和协力。

　　把控治理重点，全面深化社区治理机制改革

　　近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协同的基层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的最底层基石和最具体表达。我国的行政建制和管理形态一直采用自上而下的垂直性管理模式，推进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键在基层。在城乡治理体系建设中，从市域、街道、乡镇直至社区，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最后集中到社区这一点。而老旧社区治理又是城市治理体系中最为薄弱的关节点，只有提升老旧社区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才能更快、更好地推动城镇范围内基层治理能力的整体提升，促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整体现代化。按照国家构建社区治理成效机制的建设目标，必须改革现有传统的单一社区管理模式，将老旧小区改造与老旧社区治理紧密结合起来，融为一体，整体推进。可以以推进“一核多元”社区治理模式为重点，即以基层党组织建设为核心，以政府、居民、社会、市场为载体，搭建起“枢纽型”社区综合治理平台，用社区治理能力提升这一条线，把分散独立的“珍珠”串起来，优势互补，融合交汇，趋利避害，主动参与，形成共建、共治和共享的治理机制和治理体系。

　　以人民为中心，树立新型的老旧社区治理新标杆

　　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各地方党委、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新发展理念，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大力改造提升城镇老旧小区，改善居民居住条件，推动构建‘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体系，让人民群众生活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老旧社区改造是否成功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改善居民居住条件”；二是“推动构建‘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体系”“让人民群众生活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这既体现了党的初心使命的关键所在，也体现了新型社会治理体系的完善和可持续发展。这是保障民生、改善生活、建设美丽文明城市的一个新标杆、新亮点。

　　注重协同融合，构建社区治理的命运共同体

　　老旧社区的居民是社区治理能力提升的最直接参与者、组织者和被治理对象，也是承担社区治理工作的责任人，同样，也是未来社区的享用者和管理者。社区治理一定要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居民自愿、自主、自发的治理规则，协同融合各类社会治理力量，激发居民参与治理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调动与社区关联单位和社会力量的支持和参与，实现决策共谋、项目共建、建设共管、效果共评、成果共享，打造社区治理的命运共同体。要在老旧社区改造过程中，持续坚持建管并重，健全和完善社区长效管理机制。要以加强基层党建为引领，将社区治理能力建设融入改造过程，促进社区治理模式创新，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促进社区的法治、善治。要克服社区治理的短视行为，避免“重改造、轻治理”“重建设、疏管理”以及“建设+损坏+再建设+再损坏”的社区管理怪圈的发生。

　　尊重个性文化，施行“一区一策”的精准治理

　　根据2018年市城市建设管理部门全面摸排调查，连云港市共计有399个2000年底前建成需要改造的城镇老旧小区，涉及74365户业主，约占全市人口户数的近5%；总计面积741.68万平方米，人口数量约为28.22万人，约占全市城镇常住人口数量的9.88%。老旧小区中市场化物业管理的只有20个，只约占整个小区数量的5%。这些老旧小区有的在市中心，有的在城郊接合部，有的隶属于某个单位宿舍区。尽管局部的居民群体发生了变化，但是延续的治理体制，使得现有的社区居民形成了一定的社会惯性思维，而且有些在短期内很难改变。因此，建设社区协同治理机制必然凸显社区自治和他治协同的管理特点，坚持因城而异、因地制宜、因区施策、精准施策，切实让社区居民成为社区治理的主导者、决策者、参与者和享用者。要结合社区地域的民俗、乡风、教育、偏好等文化特点，尊重文化，选择适宜不同老旧社区的治理机制和治理方法。

　　协同社会居民，建设政府兜底、社会参与的治理机制

　　居民是治理社区和被治理的社会主体，政府是社区治理的引导者，社会是社区治理的响应人。我国多地的老旧社区治理经验表明，在老旧社区治理方面，政府往往需要“一根绳兜到底”，社会是“一张网网全部”，居民既是网里的鱼，也是拉网的纤夫，纲举目张，协同发展。建立和完善社区服务体系，需要实现社区服务功能由单一型向综合型、粗放型向集约型、被动应付型向主动创造型转变，社区服务业需要逐步由无偿性、互助性服务向第三产业社区服务业延伸发展，从而使社区服务真正成为拓展全面性社区治理的着力点和拉动力，成为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居民自主、张弛有度、运转自然的社会机制，确保老旧社区治理的长期、稳定、高效和有序。

坚持新老协同，创建老旧社区综合服务智慧网络平台

　　伴随我国5G的商用和社会数智化的发展，社会治理智能化必将成为大势。要不断创新社区治理模式和形态，围绕数字化发展大趋势，加快推进“智慧社区”中心建设，将散点、多处的老旧社区纳入新的中心社区的统筹治理范围中。通过智慧网络联动和综合服务社区智慧平台建设，打破原有传统社区管辖空间界域，将周边新建社区的综合治理、社会服务、社区自治等功能延伸至老旧小区。可以协调大社区带动邻近小社区和独栋小区的模式，比如：让小社区的业主参与邻近大社区业主委员会，扩大社区统筹范围，促进小社区服务提档升级。还可以扩容提档，建设综合性的社区养老、医疗、教育服务设施，共建、共用、共享，促进老旧社区与新建社区的综合治理和融合。不让老旧社区治理能力提升拖了全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后腿。

提升综合能力，构建协调融合共生的社区治理生态

　　老旧社区再小，也是一个大社会，就业社保、托小护老、看病就医、文化娱乐、便利生活、健康锻炼、残疾人保护等，细枝末节的社会琐事在社区都存在，也都需要政府和社会协力解决。这对于社区治理提出了更高、更新、更复杂的要求。在老旧小区的改造过程中，如何从现代社会治理能力提升的角度，综合考量，多元融合，构建适应居民日益增长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现代科技发展趋势的和谐有序的治理机制、治理模式和治理方式，需要在老旧小区的治理过程中审时度势、把握时机、改进方式、创新治理，营造新的生活生态和社会生态，切实提升我国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水平，绘就我国老旧社区协同治理现代化的新蓝图。（□ 赵鸣  黄金虎 郝涛洁）

　　（基金项目:2022—2023年度连云港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般项目；立项编号:22LKT0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