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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犁户制”的创立看沈云沛的远见卓识

徐兴成

【连网】 【内容摘要】沈云沛在一百多年前创立并实施的“犁户制”,给沈氏带来了可观的收入,也为犁户们带来了生活上的保障,还向国家缴纳了大量的赋税,可谓一举多得;更加难得的是,“犁户制”的实施,使沈云沛“实业救国”的理想又靠近了一步。本文通过对沈云沛创立并实施“犁户制”带来的影响的分析,从而说明他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人。

一百多年前的1873年(同治十二年)年底,沈云沛为了实现自己“实业救国”的梦想,在继承祖父垦荒万亩的基础上,对沈氏大量土地进行一系列的改造与改革。如通过对盐碱地的改造(“斥卤”工程)提高了产值;改革佃户地租缴纳方式创立“犁户制”,在增加沈氏收入的同时增加佃户收入,形成双赢格局。特别是他“犁户制”的创立与实施,不仅壮大了沈氏的经济实力,为他的实业投资提供了可靠保证,而且具有更加广泛的意义,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所谓“犁户制”,就是沈云沛根据沈氏各处土地亩数以及每户劳力来确定“犁”数,比如一张犁种100亩地(有的是150亩),耕种者可以承接一张犁或几张犁的土地,每个承接户就称为一个“犁户”。每个犁户可以独立耕种所承接的土地,也可以根据需要自行雇工;犁户推举“犁头”为他们的代言人。“犁户制”不采用传统的交租方式,而是采用分红方式,按五五成分红,即沈氏和犁户对半分成(开始时采用六四分成,后来为进一步调动犁户积极性改为五五成)。因为有“无论年成好坏”的前提条件,所以“犁户制”规定,好年景沈氏和犁户共赢,灾害年双方共担风险——沈氏凭借经济优势“以工代赈”,保证犁户免受饥寒。这怎能不叫当时的犁户们对沈氏感激涕零呢?难怪百年之后的今天,在海属地区存在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许多村庄里没住一户姓沈的人家,而这个村庄却叫“沈庄”。

沈云沛创立的这种“犁户制”,本意固然是缘于自己的利益;但是,他的举措的意义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犁户制”是审时度势的产物,它打破了中国几千年通行的“佃户制”;它的创立并实施,是利己利民又利国的好事;从历史学角度看,沈云沛的犁户制“开创了中国农村田地承包之先河”(《沈云沛传记》语)。从“犁户制”的创立到实施,我们足以看出沈云沛的“翘楚”特性,足以看出他的远见卓识。

一、“犁户制”打破了传统的“佃户制”

从古到今,我国土地经营制度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改革,走过了漫长的道路。它大致经历了这样几个历史时期:原始群时期的土地公有制,奴隶社会实行的从土地国有制到土地私有化,封建社会时期的从地主土地私有制到自耕农土地小私有制,新中国从土改时期的农民土地私有制到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时期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再到三中全会以来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制(俗称“大包干”)。而沿用时间最长、对今天影响最大的当属封建社会的“佃户制”。

沈云沛生活在清末民初,我们不妨重点说说清朝“佃户制”下赋税制的变革。

清廷入关后,宣布以明代的“一条鞭法”征派赋役,并免除一切杂派和“三饷”。但由于军需频繁,常常横征暴敛,杂派无穷。一条鞭法虽然把徭役银挪向地亩征派,但丁银从未被废除。康熙时,人民的丁银负担极为繁重,农民被迫逃亡,拒绝交纳丁银,以至形成丁额无定,丁银难收。于是康熙五十一年宣布,以五十年全国的丁银额为准,以后额外添丁,不再多征,叫作“圣世滋丁,永不加赋”。雍正时,清朝政府又进一步采取了“地丁合一”、“摊丁入亩”的办法,把康熙五十年固定的丁银(人丁二千四百六十二万两、丁银三百三十五万余两)平均摊入各地田赋银中,一体征收。从此,丁银就完全随粮起征,成为清朝划一的赋役制度。摊丁入亩的具体做法是:将丁银摊入田赋征收,废除了以前的“人头税”,所以无地的农民和其他劳动者摆脱了千百年来的丁役负担;地主的赋税负担加重,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或缓和了土地兼并;而少地农民的负担则相对减轻。同时,政府也放松了对户籍的控制,农民和手工业者从而可以自由迁徙,出卖劳动力,有利于调动广大农民和其他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社会生产的进步。

尽管如此,沈云沛所处的晚清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外国列强不断入侵,自然灾害不断,农民生活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沈云沛家乡所处的海属地区常常闹水灾、虫灾、匪灾,每遇灾年,农户生活更是苦不堪言。在传统的“佃户制”下,租种地主土地的佃户要独自承担巨大的灾害风险,甚至年景好还要加租,年景不好的照样交租。这样,佃户的对抗、逃亡现象不可避免,大规模的“流民”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究其根源,就是传统的“佃户制”下产生的人祸。由于从小受儒家思想影响,沈云沛年轻时期就产生了“治生”的民生理念。现实的这种状况显然与沈云沛“治生”之道相违背。他创立的“犁户制”其实就是对这种理念的实践。

沈云沛实行“犁户制”之后,不仅增加了沈氏和犁户的经济收入,而且带来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当时恒兴号陈、李、马、姜、周五姓犁户欢欣鼓舞,感恩戴德,他们一致做出决定:五姓后代一直在此居住,不准迁徙外地,否则死后不准入祖宗祠堂;把他们居住的村庄叫做小沈庄。可见“犁户制”的巨大影响。

二、“犁户制”是利己利民又利国的举措

沈云沛创立并实施“犁户制”以后,使犁户们的生活有了保障,这样,就调动了他们的种田积极性,庄稼的产量大大增加,犁户和沈氏的收入也理所当然地增加,甚至会形成良性循环。这样,“犁户制”带来的不止是犁户和沈氏的双赢,而且是利己利民又利国的“三赢”举措。

利己方面,“犁户制”至少有这样几个作用:

首先是增加沈氏收入。“犁户制”尽管采用的是“五五成分红”制,但给沈氏增加的收入是显而易见的。沈云沛自从创立并实施了“犁户制”后,每亩收入分红红利约在20角(约合2两银子)。这个数字看起来不大,但是这在当时已经是相当可观的收入了。这样积小成大,聚少成多,犁户堆房在相当一个时期内为沈氏积累了巨大的实业投资资金。即使在沈云沛到京城做官的时候,每年还要从海州汇出五万两银子补贴他们的家用开销,而这五万两银子都是从犁户堆房账目中支出的。

其次是能够免遭土地抛荒。虽然沈云沛继承了祖辈五万多亩土地,当时在全国也是少有的。但是,在这五万多亩土地中,大多是盐碱地,产量极低,有的甚至是“兔子不拉屎”的荒地,所以有些地根本无人耕种,常年抛荒。自从实行了“犁户制”后,一些荒地也被耕种起来,这就大大增加了沈氏土地的利用率,而且连续耕种的荒地久而久之也会变成良田。

另外,“犁户制”还为沈云沛后来进行的滩涂改造(斥卤工程)提供方便。在实行“犁户制”以后,沈云沛还独具慧眼地以不足500两银子买下鸿门1600亩乱岗荒滩,又以每亩3角的价格购置了东云台、东巷、五羊湖等处盐碱地约3万亩。买得这些荒地滩涂之后,必将对它们进行改造。改造滩涂荒地需要人力。人力从哪里来?聪明的沈云沛当然想到了他的犁户们。“犁户制”本身就规定,在欠收的荒年,犁户们靠沈氏这棵大树吃饭,即为沈氏做活,获取生活保障,免受饥寒,这就叫做“以工代赈”。即使不是灾年,在农闲的时候,犁户们也愿意为沈氏做活,做了活,沈氏就会给以一定的报酬。就这样,沈云沛经过短短几年“治农海上,海滨斥卤”,使昔日“蒿莱满目,盗往往薮穴其中”的“水草丛沓”淤退沙卤田,“高下无弃地”,地价由原来的每亩3角飙升为每亩30元,身价足足涨了100倍。

再说利民方面。如前所说,丰年增加了犁户的收入,灾年“以工代赈”,使他们免受饥寒;同时,还让他们有了固定的住所,免受流离失所之苦,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安居乐业”。恒兴号陈、李、马、姜、周五姓犁户当场决定他们以及后代一直在此居住,不得迁徙它处就是很好的证明。

说到利国,就更加明显。首先,沈云沛实行“犁户制”宗旨是为“实业救国”,而犁户制壮大了沈氏实业,为国增加了赋税;其次,解决抛荒问题,避免流民现象,减少社会动荡,这些本来都是朝廷亟待解决而难以解决的问题,被沈云沛的“犁户制”解决了,岂不善哉!

三、“犁户制”“开创了中国农村田地承包之先河”

由沈云沛创立的“犁户制”,我们很自然地想到了一百多年后中国大地上出现的“大包干”。现在,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我国农村“大包干”产生的历史背景。

新中国成立后,在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时期。农村合作化后,由过去一家一户生产经营变成了由社队统一组织生产、统一分配,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但这一变化是好是歹?事实证明了一切。

农业生产跟工业生产不同。工业生产有车间,有工序,把零部件组装成完整的产品,还有外包装等等,从设计到施工,分工明确,组织严密;分配上有八级工资制、职务工资制,职级比较明确,按照职级按时发工资。总之,工业生产、分配都有章可循。而农业合作社及其后来的人民公社,在组织指挥生产、处理收益分配上都缺少一定的章法与经验。当时,乡镇以上领导层常年主要忙于催种催收、整风整社,县以上领导几乎几天一个电话会,动不动还召开三级干部大会,研究和部署的基本上都是催种催管、整风整社方面的内容。社队干部除了布置社员去搞播种、田间管理、收获外,相当一部分人的主要精力常年忙于制订一年一度的生产计划、一年两次(夏秋两季)的收益分配方案和社员日常劳动的评工记分上。

最费精力、最伤脑筋的是评工记分。从搞初级社开始,到实行“大包干”,评工记分搞了20多年,几经“创新”实践,都没有成功。开始,按每个劳动力的体力、农活技能熟练程度评定一个人的“底分”,最高的是10分,干一天活按“底分”记多少分。“底分”只能说明“潜在劳动”(从劳动形态上看,可分为“潜在劳动”、“流动劳动”和“物化劳动”三种),劳动有个态度问题,光凭“底分”死分死记显然不合理,于是就改为死分活评,每天晚饭后集合到一起,评论一下谁干得如何,该给记多少分。但一般评不起来,谁也不说话,不好意思说别人干得不怎么样。一旦有人真的对别人提出了意见,就针尖对麦芒,吵起来了,结果只能仍然是“死分死记”。还有的创造了一种叫做“劳动定额”的记分办法,即规定了每一项农活的数量和质量要求及记分标准。农活项目很多,情况很复杂,土质情况不一样,地头长短不一样,光耕、耩、锄、耙就得订若干个记分标准。一个生产队的劳动定额就是一大本子。按“劳动定额”记工,说起来、听起来很合理,但执行起来行不通,到头来还是得死分死记。在这种按“潜在劳动”记分、按人头分粮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下,人的积极性很难调动起来。“下地听敲钟,干活磨洋工”,这种消极情绪逐渐成了惯性。

客观地说,农业合作化确实有它的优越性。如合作化后搞了不少小农经济时代不可能搞的农田水利工程,“农业八字宪法”上一套科学种田的先进措施也都有了明显的进展。但是这些集体经济的优越性,都被“平均主义”、“大锅饭”、“磨洋工”产生的消极怠工抵消了,不少社队的生产搞得都不怎么样,再加上有些社队中有些干部工作作风不好,干群关系比较紧张,造成一些社队生产发展不快,徘徊不前,有的甚至下滑,广大社员对此很不满意。再经过十年“文革”,我国农业生产几乎处于崩溃边缘。

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农村出现“大包干”现象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了。可惜的是,“大包干”出现在沈云沛“犁户制”创立后一百多年,而且是在小岗村干部冒着极大危险,偷偷做出决定的情势下,几经周折才得以实现的。现在想来,真是可悲可叹!假如在一百多年前沈云沛实行“犁户制”的时候中国农村就实行了“大包干”,今天的中国农村又该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呢?好在中国人民几经周折,终算觉醒,能在经历重重苦难之后,以与当年沈云沛“犁户制”大致相同的形式——“大包干”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拉开了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序幕,还是可喜可贺的。由此可见,说沈云沛创立并实行的“犁户制”“开创了中国农村田地承包之先河”并不为过。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沈云沛创立并实施的“犁户制”,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足见他的远见卓识。

【参考文献】

1.《沈云沛传记》,刘风光著,中国文化出版社,2013年8月。

2.《中国历代土地制度及变革》,一个人的战争2009的博客,新浪博客,2010-06-11。

3.《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重大事件》,彭森、陈立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2012年12月。

4.《惊人的创举:小岗村农民的“秘密协议”》, 来源:新华网,2009年0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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