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网】（李洪甫） 2014年4月的一天上午，我接到通知，要我向国务院原副总理吴仪同志介绍花果山，并与市委、市人大的负责同志一起，陪同她登上玉女峰和青峰顶。
一辆中型面包里，电视新闻中经常出现的一个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平常的衣着，简洁的发型，满脸真诚而朴实的笑容；与荧屏上常常看到的乃至国际舆论中的“中国铁娘子”形象，迥然不同。
吴仪同志是中国女性杰出的代表，从一位工学院毕业的技术员，历经推土机手、总工、北京市副市长、外经贸部长到国务委员、副总理。她对人民的忠诚，对社会事业和老百姓利益的看重和坚守，尤其是在遏制“非典”，处理药品、食品安全以及在与美国进行知识产权谈判等重大事件中的干练、果断和尚实、尚真的努力，著称中外。
“今年多大了？”这是我听到她的第一句话。
“七十了。”
“哦！那你是小老弟，我七十六了。”
平易得如此直白、坦诚。
我向她复述《西游记》第一回中关于花果山的描述，她频频点头，沉浸在对名著的欣赏和回忆里。我又数说着云台山的风物、历史、地理变迁，她望着窗外，不断地提出问题，这位有着两所高校6年的学习经历，从基层一级一级选拔出来的国家领导人，许多联想、推测、质疑乃至感悟，皆透露出浓烈的学术意味。
从花果山说到取经路，当谈起秦国驰道、唐僧取经路与丝绸之路、欧亚陆桥有多方面、大幅度的叠合时，瞬间，她的口吻从一个睿智的观光者转变为一个对国家充满责任感的领导人，语义中不乏命令：
“你这些话写成文字了吗？要形成著作！”
提到四大名著的人文建树时，我指称《西游记》主人公的人格感召是最具正面的，唯一有风范意义的；是宋江、贾宝玉甚至诸葛亮等所不可同日而语的。唐僧的言行是在励志、劝善、彰显正义；他的专著和1300多卷译著，体量之大，无人过之。人们都承认，做学问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能真正做到的，可能只有玄奘。用梁启超先生的话说：
“以一人而述作之富若此，中外古今，恐未有如奘此也。”
说到这里，吴仪同志又再三叮嘱：
“你要把这些跟大家讲讲，要多讲讲课。”
来到江苏之巅玉女峰，吴仪同志瞭望四周，心情振奋。大家向她建议：“请您在这里拍张照片吧！”她摇摇头：
“我不照———还不知是真的假的呢！”
人们都看着我，我连忙向她解释：
《西游记》第三十回里，写小白龙劝猪八戒到花果山去请孙悟空回到取经路上，搭救已经被黄袍怪变成老虎并装在笼子里的唐僧，猪八戒来到花果山后，作者吴承恩描述了八戒眼中的花果山：
“山前有崖峰峭壁，山后有花木秾华，上连玉女洗头盆，下接天河分派水。”
云台山里现存有“玉女洗头盆”的摩崖石刻，《西游记》渲染了黄袍怪和玉女的传说，第三回还演绎：黄袍怪也参加过对花果山的围剿……当然，这些皆不是真实的历史。
看着花果山顶峰下的北坡，悬崖奇险，深沟大壑，而南坡平缓苍翠，郁郁葱葱，吴仪同志问：
“这么说，是先有山，后有书了？”
“是的，《西游记》中的许多描写，都取材于云台山的景观和民间传说。”
作为导游服务，我陪过许多政治家、国家领导人乃至大学者登山，从未有像吴仪同志这样，直击花果山价值的核心和关键。
她向云台山管委会主任李超同志说：
“今后，你们就要这样宣传。”
“先有山，后有书”，多么精辟的归纳和见解！我们立刻想到，1924年，北平中央研究院古文字学者董作宾在给胡适的信中，说起淮安知府姚陶《登云台山记》中写到海州云台山，认为“此山似乎是花果山的背景”。遗憾的是，姚陶的文章写于《西游记》流行之后118年，不能证明先有山，后有书，采信的人很少。读者多以为现存的花果山是受到《西游记》流行之后的影响才编造附会的名胜古迹，导致花果山背景地的辨析成为学术界多年的悬案；直到1982年全国首届《西游记》研讨会上，还有少数学者提出不同程度的质疑。通过连云港学术界反复的争论和艰苦的考订，人们知道云台山现存有刻于《西游记》尚未成书时1549年的水帘洞石刻，考论被广泛认同。1987年，花果山的地名正式出现在地图上；1988年，云台山成为江苏省三处首批全国重点风景名胜区之一……
吴仪同志与大家一起，高兴地在江苏的最高峰留影纪念。
离开连云港前，吴仪同志再三嘱托接待办领导向我转达她的谢意，两天后，接待办用书面形式向我作了转达。我知道，这是吴仪同志对我导游劳动的一种慰藉和勉励。相关同志说，在连云港极短暂的停留中，她还专门抽时间，仔细地翻阅了市里送给他的《最新整理本西游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