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晓觉膏药在我市及周边城市享有盛名，对诊治疑难杂症和常见皮肤疾患疗效较好，简便、经济、见效快、无副作用，既不影响人们劳作，也省去了炮制汤药等环节。海属地区百姓凡是有了此类症状，首先想到的就是戴晓觉膏药。
戴晓觉膏药祖师爷是民间著名中医丁儒奎老先生，他独创的黑膏药能治疔、疖、痈、丹毒、腮腺炎等皮肤疾患，也能治关节炎、淋巴结炎、乳腺增生等疑难杂症。病人用药后，疗效显著，康复迅速，其黑膏药制作技艺誉播冀鲁豫三省。戴士柱青年时在海州经营药店，积德行善，乐于助人，丁儒奎老先生为避战乱逃至此地，途中遇盗匪抢劫，身无分文，染上重病，幸遇戴士柱相救，照养二年，直至康复，丁先生为报恩情，收戴士柱为徒并亲身传教，将自己祖传多年的黑膏药制作技艺及诊治秘方传授于他。
戴士柱如获至宝，凭借着他平时自学中医的理论基础和多年搜集的各类民间偏方，潜心钻研丁氏黑膏药制作技艺，结合实践，大胆创新，不断实践，吃透病理药理。最终，戴晓觉膏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熬药、诊治、验方一整中医学诊疗体系。上世纪三十年代东海驼峰农民王姓老汉患搭背（峰窝炽炎）三个月久治不愈，花光家里所有积蓄，背了一屁股债，最后求治于戴士柱。戴士柱用自己膏药给予外敷，并配以汤药内服，经过一个月的治疗，得以痊愈。由于王姓老汉家境贫寒，戴老先生分文未取。王姓老汉感激不尽，后来两家结为世交。
抗战时期，日本鬼子在海州横贴日本产膏药“仁丹”的广告。有一日本官太太腮上起疔，经日本膏药和西医久治不愈，听说戴氏膏药，于是上门求助戴士柱医治。戴士柱看诊后提出“必须先释放家侄戴国胜，方能医治”。戴国胜是湖南人，八路军地下工作人员。日本人又一时查无实据，把其已经关押数月。那位日本官太太无奈，通过关系把戴国胜释放了。戴士柱只用两贴膏药就治愈了日本官太太腮上的疔。其实戴国胜和戴老先生并无亲戚关系。为了唤醒民众抗日，戴士柱将药店改为“戴晓觉药房”、将黑膏药取名“戴晓觉膏药”，很多人误认为是“戴小脚”， 说戴士柱的脚很小。戴士柱受到日本人的迫害举家迁往外地。
1946年日本投降后，戴士柱的儿子戴国举返回连云港新浦地区，继承祖业炼药行医。在新浦王巷头，今民主路349号，重开了戴晓觉膏药店。戴国举主治时每日门诊量多达几百人，应接不暇。戴国举遵行父辈“待人接物德为先，要行医先做人”的医训。积德行善，对贫苦人关怀备至。1959年公私合营，戴国举关掉自己的门诊来到连云港市新浦区人民医院工作直到退休。上世纪六十年代，戴国举获得徐州地区“徐州地区卫生先进工作者“称号。（那时连云港属徐州地区管辖），由于改换了地点，许多外地慕名而来的患者远道求医却不得其门，2003年又重开戴氏诊所，日诊量虽不如从前。但在当地凡是50至70岁的人一提到戴晓觉膏药无一不晓，无不夸口称赞。
1999年冬天，原连云港市市委书记郁家树同志，因工作辛劳，睡眠不定时，导致右后背起了一个痈，由戴国举长子戴学孔医生为其治疗，用祖传戴晓觉膏药配合祖传药粉，为其每日换药一次，一周后痊愈。郁书记对戴学孔医生说到：“希望其好好地发扬戴氏医学,将戴晓觉膏药进一步推广。弘扬祖国的医学文化。”
戴国举次子戴学光自幼受父亲熏陶，十几岁就能在父亲诊所帮忙摊制膏药，帮助父亲配置膏，在诊治灌云县下车乡村民何某时，由于其犯脉管炎数年右下肢内侧出现溃疡，流脓水不止，在市区某大医院住院治疗三月余毫无进展，且溃疡面越来越大，病人痛苦不堪，找到戴学光中医诊所，戴学光医生经用家传自制生肌膏涂于纱条上消毒后覆于创面上，在覆以祖传膏药，一日一换，经过二月余的精心治疗，伤口终于愈合。连云港李庵村有一位杨女士，她带来6岁男童，男童脸上生“颧骨疔”，两周以来半脸红肿，疔似鹅蛋，疼痛难忍，哭喊不止。西医要手术切除，但那样切除后伤口很难愈合，后果难料。后来到戴学光中医诊所求诊，戴学光中医诊所接下该男童诊治，采用“拔疔根除”让其出头，慢慢把毒液吸出来，两日后毒汁慢慢流出，十日后脸部已经基本消肿。并配以中药汤剂，半月内痊愈。杨女士送来一面锦旗。